德國之聲：您在德國過了六個星期，現在馬上就要返回中國，現在的心情如何？

廖亦武：我現在的心情是想著晚上的演出，作為一個職業而言，雖然在國內是地下演出，在這裡是公開演出，但作為職業習慣，肯定是考慮比較近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說。

德國之聲：正如您提到的，在國內，您的演出大部分處於"地下"狀態，而在這裡是公開的演出，受眾也完全不同。您是不是能比較一下在國內演出和在德國演出的不同呢？

廖亦武：在國內一般都是地下演出，也就是說觀眾是"地下性"的，我經常用這個比喻，觀眾就像是"老鼠"，大部分是一些喝醉了的"老鼠"，是酒徒、流浪者。我在那邊的演出場所一般都是黑咕隆咚的，很多面目都看不清楚，大家一起喝酒。在很小的一個 "老鼠洞"裡，你覺得民主社會就那麼大，中國人在喝醉的情況下，在自己把自己變成"老鼠"的情況下，覺得那（民主）就實現了。但是第二天早晨起來看一看天上的陽光，你就知道，這個地球還是在這麼轉。但是在這邊（德國）的場合，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每一場都有事先的安排，聽眾都是素養非常高的人，他們提的問題也非常有水準。通過翻譯，他們瞭解我的著作，沒有什麼語言障礙，而音樂就更沒有障礙了。音樂更加直接一些。公開演出的時光真是過的非常快，非常好。就像比爾曼演出一場之後，還要來一場告別演出。證明兩個人雖然語言不同，但已經可以交融在一起。這種公開演出就像做夢一樣，真是太好了。但是說起來有點心酸，這也是我50多年以來第一次的經歷。

德國之聲：您對比爾曼這個合作夥伴如何評價？

廖亦武：他當時在西德，為了追求更加好的社會，到了東德。後來發現東德以及社會主義完全是個騙局，然後他就拚命地咒罵這個騙局。然後他有一天到了西德的科隆，他就總爆發，唱了非常極端的歌，"他媽的，人民生活就像畜牲一樣"。那邊（東德）馬上開出他的國籍，然後他就不能回去了。比爾曼多次對我說，"兄弟，你不要回去了"，等到自由的那一天再回去。但是他當時沒有語言的問題，我有語言的問題。

德國之聲：您談到語言問題，是不是作為一個作家，還是離不開一個母語的環境？

廖亦武：說實在的，我真想脫下作家這張皮。成為一個音樂人，我覺得也不錯。但是既然已經幹了（作家）那麼多年了，你還非得幹下去，要不然面對國內那些朋友們，我會感覺有點不好意思。別人在那裡喝苦悶的酒，我在這兒（德國）喝比較快樂的酒。為人也不能這樣，還是回去算了。

德國之聲：今晚（10月30日）音樂會的主題是"大牆前的信念"，眾所周知，"牆"在柏林有特殊的寓意，就是"柏林牆"，分隔了民主與獨裁。而在中國，似乎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意象。在您的心目中，是否有這樣一個"牆"的概念？

廖亦武：在國內的時候，我就聽過音樂"迷牆"，也知道柏林牆的故事。到了這裡以後，我發現有形的牆和無形的牆特別多，都和紀念有關。比如說零零散散的紀念碑，也有一些小到地磚的，也可以當作牆（的紀念）。我覺得德國人記住歷史的方法實在很多。但是在中國，總體就是長城，其實是不存在了，已經拆掉了。但是在這麼一種強權的長城，無時無刻都存在。這種"牆"在我們心裡沒有被拆除。這個給我的鼓勵就是把這裡的"牆"的概念今後帶進我的寫作裡面，從我們心裡拆除這個"牆"，從自己的心裡面打碎這個監獄。

德國之聲：談到德國對歷史的回顧和反省。您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也曾經對此有所肯定，並指出這是中國值得向德國學習的一個方面。但您也指出，德國對中國瞭解不夠。您具體指的是什麼呢？

廖亦武：大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中青年以下的知識分子，還是對中國瞭解很多的，比如赫塔‧穆勒。只是有些老年的，比如君特‧格拉斯，他就不太瞭解。還跟我談什麼《金瓶梅》那些東西。我覺得中國天天在發生《金瓶梅》裡的故事，他覺得那個東西還很高級。我覺得這些老頭現在只剩下手裡握著個煙斗的象徵了。還有一些德國人對中國人的不瞭解，是漢學家造成的。我們在波昂的時候，顧彬的學生給我們組織了一個活動。在活動之前，顧彬就寫了一封信，叫"謊言還在繼續"。他說"貝嶺不是一個流亡作家"，好像我們在欺騙公眾，還說我也可以自由的回國。這種漢學家就是有意造成互相之間的不瞭解，他在中間漁利。大家都要經過他，你不能直接交流。這麼多年來，如果都要經過這麼一個人，大家才能交流的話，我覺得就太不靠譜了。幸好我們今天有一個直接交流的機會。顧彬不應該用一些謊言來欺騙大家。

採訪記者:石濤

責編:謝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