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是創造經濟奇跡的年代，是完全就業的時代。那時，工會為職工爭取到相當多的好處，例如首次有了勞資協議規定的附加薪水，社會服務行業給職工發放聖誕節補助費。金屬工業工會為有子女的男職工爭到了星期六多休息一天的待遇。為了職工病假期間能薪水照發，德國北方的金屬工會組織的罷工長達16個星期之久。

六十年代是告別經濟奇跡的年代，建築工業的勞資雙方首次商定給職工逐月提供購房補貼。七十年代，經濟危機發生，同時開始出現大規模失業的現象。就在那時，第一次有了保護職工、防止職工被機器取代的協議，也就是保護職工不被生產合理化裁減的協議。八十年代流行的格言是縮短工作時間。到了九十年代，勞資協議最終陷入巨大的壓力之下，資方認為，這樣的協議太死板、成了全球性競爭的負擔、是企業活動的絆腳石。

時代的發展完全無視過去取得的成績。至少在十年前，這種時代精神就已向工會迎面撲來。自共產主義鐵幕倒下以後，工會會員人數不斷減少。發生政治轉折時，聚集在德國工會聯合會旗下的16個行業工會共有1100萬會員。從那時起，有350萬職工離開了自己的工會。工會對此唯一的回答時：合並，以合並來保持自己的規模和戰鬥力。今天，16個行業工會並成了八個。儘管如此，會員減少的趨勢仍在繼續。今天，職工中的工會會員不足三成，在一些具有未來特徵的工作領域中，工會幾乎無立足之地。

普法爾教授是杜塞道夫经濟社會學研究所負責學術的所長，這所研究所是一個接近工會的機構。普法爾女士注意到勞動市場上發生了巨大的結構變化。贏者是婦女、職員和非全職工作人員，男性全職工人在工廠中已失去了作用。

按照專家們的說法，終身從事一種工作的模式已經一去不復返。將來的職工在一生中將平均變換六次職業，而且還不會總是全職位的工作。職工也將越來越少地在傳統的工廠或辦公室中工作，而是在家裡工作，靠數據傳送與總部連接在一起。但是，在家裡工作，也就無法知道單位裡的情況。

職工以這樣的形式工作，建立一個代表職工利益的組織並非沒有必要，而是變得很困難了。過去，同事們同時同地點工作，休息時一杯啤酒在手，交流看法，討論問題，發發牢騷，今後這樣的機會少了，工會就更難以開展活動。

個體化、彈性化、訊息化、非標準化－專家們提出的這一系列新名詞給工會敲響了警鐘。這就意味著，每個勞動者作為個體將變得越來越無可奈何，工會將變成一個只為少數全職位職工提供服務的部門。所以，如何應對新的形勢，是工會面臨的新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