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是在海德堡當木工學徒，然後去讀夜校。夜校畢業以後我又去慕尼黑學習建築。這期間我發現，自己其實並不想當建築師，而是想當個城市規劃師。我之所以有這個願望是因為覺得城市規劃要涉及到多方面的工作，而且人在裡面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

這樣，施佩爾很早就自立門戶。1964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不久便接到了利比亞地方發展規劃的項目，接著是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使館區的項目。積累了這些國際經驗以後，施佩爾的工作室開始為法蘭克福進行市政規劃。80年代初，施佩爾提出了在岸邊建立博物館的計劃。

施佩爾還為法蘭克福進行了市中心的主體規劃。在市中心集中建立了很多高層建築。

在某種意義上施佩爾可稱是法蘭克福的規劃大師。在規劃城市的同時他也學會了如何跟政治打交道。他說：

「很多設計其實很快就可以建起來，而且政治家們也對這些設計感興趣。不過，實際的實施過程卻非常費時費力。這個過程雖然民主，卻也官僚，必須要各個有關方面都點頭才行。」

法蘭克福歐洲區的承建項目就是一個要和官僚主義周旋的典型例子。80年代中施佩爾就做好了老火車站周圍的建築規劃。到現在，為這個工程已經投入了5000萬歐元的資金，但是什麼都還沒有建成。施佩爾知道，這些沒完沒了的官僚主義就是民主的代價。施佩爾的工作是獨立自主的。這與他的父親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他的父親曾是希特勒的建築師和軍工裝備部部長。

「我這麼說吧，作為一個政治顧問在進行設計規劃的時候必須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你不能加入某個黨派，因為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並沒有黨派之分。我們現在的政治中經常出現這樣的事情，一個人忽然反對某事件，只不過是因為另一個人支持這件事。我完全置身事外，自然和我父親當年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了。我父親當年有個大僱主，僱主告訴他該幹什麼，然後他就照著吩咐去幹。我覺得，我們的這兩種生活方式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的。」

施佩爾的生活方式不僅是民主的，也是城市化的。他自學生時代起就立志建設充滿活力的健康城市。改建城市，讓城市更適合老年人居住也是施佩爾最喜歡干的工作之一。他希望將來老人院不要再建在郊區。只有老人們住在城市裡，綠地才對他們有意義。

施佩爾公司的項目現在還在利雅德和上海進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