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國目前的疫情讓政府和民眾相當緊張。面對奧密克戎變異株，中國迄今採取的"清零"策略是否還能繼續有效？

凱庫勒：如果純粹從病毒學角度看，不考慮社會、政治因素，中國在疫情初期的很多做法是正確的。但到了目前，出於兩個原因，這種所謂的清零政策已不能繼續奏效。

首先，這種我們專業上可以稱為"消滅病毒"的策略，適合在傳染病爆發之初控制疫情，如果採用及時，是正確和有效的。因為它能為我們開發、接種疫苗爭取時間。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中國在這一點上做得很好，可以說是我們的榜樣。但現在遇到兩個問題：一是過長時間堅守"消滅"策略，而沒有為退出做好準備；二是奧密克戎變種傳染性強、變異快，而且感染症狀輕不易察覺，在這種情況下消滅的策略及其帶來的各種措施就不再具備其原有的合理性，人們發現不可能一直這樣堅持下去。因此中國亟須改變抗疫策略。

德國之聲：中國最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凱庫勒：很困難的一點是（與民眾）溝通。所有成功採取了"消滅病毒"策略的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因為這個策略的前提是，要讓民眾害怕這種病毒和疾病，這樣人們才可能接受政府採取的種種嚴厲措施。在中國一直是這樣作的。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各地教育水準、醫療條件相差巨大的國家，現在要向人們解釋，必須進入一個過渡階段，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病毒傳播，與之共存，從溝通的角度講，這個過渡會是很困難的，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難題。

德國之聲：中國一位疾控機構的官員在談到告別疫情的前景時說，在實現多個條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放鬆防疫，包括有了更好的疫苗、更有效的治療藥物、病毒變異更加無害、以及全球疫情放緩，輸入壓力減小。這聽起來似乎離現實還很遙遠。

凱庫勒：如果這些都要滿足的話，那中國現在這種抗疫模式還要走好多年。所以需要找到一種新的策略，這的確很難，一方面是人們心理上對新冠病毒的恐懼可謂深入骨髓；另一方面中國是個人口和地域巨大的國家，不同地方的醫療基礎設施相差很大。在一些地方，醫療資源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受感染增加的壓力，尤其在奧密克戎致重症危險不高的情況下。但即便是輕症感染者數量巨大，也還是會造成醫療系統不堪重負的情況。

中國可能無法用一種全國統一的開放策略。我可以設想的一種方法是，也許可以在醫療條件基礎比較好、預計傳播風險可控的地方試點小幅的開放。這在溝通上是有困難的，要讓人們接受一個事實：如果要擺脫動輒封城的模式，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病毒傳播，接受有人會死亡。

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民眾（通過感染獲得）自然免疫的比例極低。而在西方國家--這一點是許多政治家不願提及的--防疫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越來越多人感染病毒獲得的免疫力。在奧密克戎疫情下德國和其它一些歐洲國家的重症比例較低，除了大部分民眾接種了疫苗，也有這個原因。而在中國情況不是這樣。

德國之聲：迄今為止的一些研究顯示，中國國產的滅活疫苗的防護效力不如在西方廣泛使用的mRNA疫苗。您認為中國是否需要引進mRNA疫苗？

凱庫勒：中國迫切需要mRNA疫苗。因為在中國施打的滅活疫苗對奧密克戎變種的防護效力是不充分的，也因為中國自然免疫的人群比例微乎其微。我認為，至少可以考慮讓高齡者和風險人群至少先接種一劑mRNA疫苗，以盡量減少重症和死亡。然後在供應跟得上的條件下，依據年齡、重症風險排序接種。

德國之聲：儘管奧密克戎對感染者的危險性有所降低，但如果中國的防疫有所鬆動，是否仍會出現疫情失控的危險？

凱庫勒：不要說放鬆，即使中國的嚴格防疫措施保持不變，奧密克戎也會找到它的傳播途徑，這是無法阻擋的。因此必須讓人們心理上做好準備。

談到失控，與新冠造成的重症和死亡相比，更大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輕症感染者數量巨大，就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因為在中國實行的是嚴格的隔離措施，不僅感染者要隔離，只要是接觸者都要隔離。就是說很多人雖然沒有症狀也都必須足不出戶，甚至被集中隔離，這會給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停擺的危脅，員工不能上班生產、需要幫助的家人得不到照顧、甚至醫院的醫護因隔離出現人手緊缺。後一種情況我們在德國就感受得很明顯。

中國有很出色的疾控專家--我本人與他們也有過接觸，應該能夠制定出有效的防疫計劃。另外讓我感嘆的一點是民眾對防疫政策的配合和忍耐，這很不容易。或許現在是一個積極溝通的時機，告訴人們奧密克戎讓情況有了改變，因此防疫策略也要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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