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潘尼洛普‧弗蘭克（Penelope Frank）是環保團體「最後一代」的一名氣候活動人士，她在2022年底將自己黏在柏林機場的停機坪上，因擾亂空中交通遭到起訴。若罪名成立，可能會被判處有期徒刑。
她自稱是女性，但在書面文件上，其性別仍被歸類為男性。一旦被定罪，她將被送往男子監獄服刑。
德國監獄官聯合會（BSBD）聯邦主席穆勒（René Müller）表示，男子監獄在應對跨性別者方面準備不足。「當然你必須注意保護他們。但目前我們人手不足，無法隨時處理這一問題。實際上，聯邦司法部讓我們感到孤立無援。」
與此同時，弗蘭克正募集捐款，希望能易科罰金。
懲教人員嚴重短缺
穆勒表示，德國近200間懲教所關押約6萬名囚犯、預防性拘留人員和審前拘留人員，而監獄已經出現嚴重人員短缺問題。目前全國大約缺少2000名懲教人員。
對跨性別者人數的估計則各不相同。但德國變性及跨性別者協會（dgti）估計，在人口8300萬的德國，變性者的人數達50萬人。
德國監獄由16個聯邦州管轄，部分聯邦州已為變性囚犯設立了專門的設施，或制定具體方針，或為懲教人員組織了培訓。這對監獄而言是極大的挑戰，因為根據性別隔離原則，男女不能共用監獄設施。
德國40年來實施的《跨性別法》最初要求，跨性別者必須接受性別確認手術才能改變身份文件。這項規定已被宣佈違憲。
聯邦政府的目標是盡快通過一項名為《自決法》的新法，允許通過簡單的聲明合法更改姓名和性別。
首度進入德國議會的跨性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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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者在監獄面臨挑戰
穆勒表示，在監獄中單人住宿或設置單獨拘留區域是一種解決方式。「司法部的職責是在人員、後勤和財政方面為懲教機構提供相應的設備。這也是我們對政界的要求。」
律師加利（Thomas Galli）對德國監獄的情況知之甚詳。他管理過兩所監獄，並從2016年起在巴伐利亞州奧格斯堡市擔任律師。他曾擔任因詐騙而服刑近兩年的變性女性安妮瑪麗‧豪斯（Annemarie House）的代理律師。
加利表示：「幸運的是她成功獲釋了。但很顯然，監獄系統根本沒有為這樣的情況做好準備。」他補充說，監獄中的一些變性人「幾乎是被藏在醫務室或隔離在其他地方長達數月，因為你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對待他們」。
加利回憶說，豪斯先是被關進男子監獄，後來又被轉移至女子監獄。為確定豪斯應該進入哪個懲教機構所進行的評估工作持續了數月之久。
「大多數監獄存在非常濃厚的大男子主義文化和強者文化，不一定有足夠的寬容度。那裡關押的大多是年輕男子，一些人的性格有問題，或許還有暴力傾向。在我看來，跨性別者恐怕會受到欺凌，甚至可能遭到性騷擾或攻擊。」
加利認為，現有的針對特殊需求者的區域，例如為老年犯設置的特殊區域，可以作為一種參考模式，關鍵是跨性別者必須有發言權。
他表示，各州法律必須對跨性別者的待遇做出特別規定。「確保對懲教人員進行培訓。並為不適合男子或女子懲教系統的人設立專門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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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的中央看守監獄位於柏林霍恩勳豪森（Hohenschönhausen ）。如今，這裡是一個紀念館，承擔著研究共產主義專制、紀念受害人的任務。
圖片來源： DW/E. Jahn自1945年起，蘇聯佔領國把這個從前的大廚房用作牢房。佔領者讓獄犯把地窖改建成中央監獄。受害人報告了他們當年是如何受折磨的：不得睡覺、被拳打腳踢、罰站數小時、水刑。飲食、衣服和衞生條件惡劣之至。約1000人喪生。
1951年，原東德統一社會黨（SED）新組建的國安部秘密警察接管監獄。1950年代，關押在這個地下監獄的首先是那些反抗共產主義獨裁的人們：1953年6月17日民眾起義運動的罷工領袖、要求改革的共產黨員。由於見不到日光，獄卒們把這個潮濕的地下監獄稱為「潛艇」。
1950年代末，有200個牢房和審訊室的新建築取代了老的地下監獄。體罰為心理懲罰所替代。在1961年建造了柏林牆後，尤其是那些試圖逃離東德或出境的人，以及作家和公民維權人士被關押在這裡。
從1970年代起，獄卒們被這樣的Barkas B 1000型運輸車押送到霍恩勳豪森監獄。外觀偽裝成魚產品或蔬菜運輸車的這種專用車輛內設有5個窄小的無窗牢房。被押送者由此無法知道自己被送到哪裡去。Stasi在首次審訊中就可以讓90%的被拘押者招供。
繫獄期間，獄卒不是以名字，而只以牢房號碼被稱呼。為了達到讓其社交孤立的目的，很多獄犯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被關在單人牢房裡。他們甚至被禁止與獄方人員說話。唯一的人際間的交往就是審訊員。這是一種極狡詐的方法，意在迫使被關押者招供。
牢房大小不同，最多關押3人。透過玻璃磚構成的窗戶，他們無法辨認出室外的東西。1983年以後，牢房裡才有鏡子和熱水。白天，獄卒不能躺下，晚上睡覺只能採取一種姿勢：背朝下，臉對門，雙手疊放胸前。
監獄人員隨時通過窺視孔監視，對獄卒們構成極大心理壓力。即使是在獄卒們擦身體或解手時，看管人員也會監視。夜裡，每個10分鐘或15分鐘，電燈就會打開。暖氣和電燈都由外面控制。所有這一切都旨在讓人產生一種自己軟弱無能的感覺。
走廊上，沿牆安裝著一條鋼絲。只要有哪一名獄卒被送去審訊，便會有一名看守拉動這條鋼絲，紅燈即刻亮起。這時，走廊裡的其他獄卒就必須立即臉沖牆站，以避免獄卒相互碰面。
柵欄將牢房和審訊室隔開。直到今天，這裡的油地氈還散發著東德時代使用的一種溶劑的氣味兒。所有120個審訊室都配置雙重厚門。就在這樣的門後面，獄卒們常常一連好幾個月，每天受數小時審訊。這樣的審訊的目的是，讓獄卒們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據，從而能據以對之判刑。
國安部人員運用非常精明的心理學方法。一開始，他們對獄卒以長期監禁或逮捕家屬相威脅，由此引起驚慌和不知所措，並因此在心理上崩潰。誰如果有合作表示，就會對他做出放寬關押條件的許諾：看病、給書看，或延長放風半小時。
從這些牢房似的小屋子望出去，獄卒們有時可以看到天空，呼吸到新鮮空氣。他們也把這些牆院稱作老虎籠子。放風時站住不動或接近4米高的隔離牆是不允許的，說話或唱歌同樣遭禁。在鐵絲網上方，總有一名持槍看守巡邏。
柏林牆的倒塌導致了Stasi看守所的壽終正寢。但是，只有少數幾個當年的審訊官被問責，沒有一個被判刑。由於建築和設施大部分完好無損，今天的霍恩勳豪森紀念館向人們展示了前東德政治司法體系的一幅極其真實的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