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面臨在經濟階梯上跌到最低的危險」。如果這話出自美聯準主席伯南克之口，你多少會有些吃驚，對吧。不過這是真的。而且，這還不是他隨意的流露，這是他一次重要報告的核心主題。

迄今為止，沒有很多人知道，伯南克是一名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暗中崇拜者。他現在的講話至少蘊含了一種象徵性肯定，即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正在對市場經濟中「社會福利」因素給予特別的關注。

就目前的情況看，「社會」成了一個時髦的東西，尤其是那些過去對此嗤之以鼻的國家。1999年，英國正式引入了最低薪水制，8年後的今天，這個最低限度已上調了50%。不久前，美國也提高了法律規定的最低薪水，增長幅度為40%，新的每小時最低薪水約合6歐元，同德國工會要求的最低薪水相去並不遙遠。

過去數年來，英國和美國通過所謂交「負值所得稅」的機制實施著由國家對特低薪水進行補貼的政策。而德國對此還停留在談論階段。前幾年，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期的時候，恰恰保守總統布希延長了失業薪水的領取期限。與此同時，德國通過哈爾茨新法卻縮短了這一期限。

社會因素的加大，意味著國家干預成分提高。英國的情況是，自柴契爾時代以來，英國就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而言，國家支出比例將於2007年首次超過德國。美國布希政府則在醫療健康領域做出改革，資助貧困老年人購買藥物，這個項目叫做「Medicare」。該項目2008年的國家支出部分將是2000年的兩倍。

那麼，美國等為首的典型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怎麼突然間發現了「社會」公正的重要性？原因很簡單：美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失敗者的數量越來越大，收入差距越來越明顯。最有錢的10%自1979年以來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最底層的收入只增加了4%。1%的美國最富有家庭一年的收入等於全部家庭 收入的15%。

英美現在做的還稱不上社會市場經濟，至少同德國樣板的距離還相差很遠。但事實上英美的行為是在朝向當年德國市場經濟理論的方向發展，這就是：當市場經濟製造了越來越多的懸殊不平等時，有一個機制能夠解開不平等的死結，目標是保障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

英美的發展趨勢有著全球範圍的共性。歐盟國家薪水佔國民總值的比例從1980年的55%降低到47%以下。韓國也有這樣的發展。

在德國金融時報主任經濟師弗裡克看來（Fricke），現在到了為全球化時代創造出一套新型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時候了。這個新理論當然不會等同於50年前德國艾哈德發明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但其原理、其本質應該是一脈相承的。從這一點而言，德國有足夠提供經驗的權威。

中國近年來發生了一個深刻的變化：鄧小平時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念正在被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理念所取代。打個比喻，或許可以說是從自由競爭理念時代轉入了社會有限競爭理念時代，正在從美國走到德國。今年，中國除了人大政協兩會外，還將召開中共十七大。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人們認為焦點之一是勞動法和物權法這一勞一資兩大法律。這兩大法律無巧不成書地反映了社會市場經濟的兩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著中國社會與經濟今後的發展方向。（李魚/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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