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在接受《明鏡》周刊採訪時，以色列歷史學家、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表示，民粹主義當權者根本不去考慮氣候變化、數字化或者基因技術問題，沒有迎接未來挑戰的計劃。他們談的是擴軍或者提高關稅。而這些都和危及人類生存、人類現在必須消除的威脅無關。他說："事實上，中國是唯一一個其政府以恰當方式集中關注這些問題的國家。"

記者繼而問道，專制政權是否更適合解決未來的問題。赫拉利回答："你可以覺得中國的制度好或者不好。但該國政府關注這些重要問題的一個原因就是，它不是每4年就要競選一次。此外，當權者知道，自己也許還會掌權30年或40年，人們會找他們負責。因此他們想得更長遠。他們非常關注人工智慧、生物技術和氣候變化的原因研究。在國際舞台上，中國現在取代美國，扮演了理性的角色。"

不過，赫拉利仍然認為，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國家形式。他解釋道：

"自由民主制的好處在於它的靈活性。這讓人們可以最大程度地自由思考和試驗。專制制度短期來看更奏效，但一旦條件發生變化，就常常不能適應。"

赫拉利指出，"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有大約250年的歷史，經歷了許許多多危機，一直不斷創新，但從未放棄其基本點。而中國現今的制度還很年輕，大約只有35年歷史。後者在經濟增長、減少貧困方面曾經很成功。但該制度迄今還未經歷大的危機。我們還不知道，它是否能經受得起大的危機。在中國和其他專制政權裡，公民不能真正深入地批評政府的決定，改變的空間很小。要是專制政權做出正確的決定，整體就能運轉。但專制制度和民粹主義領導人非常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改變路線。因此，把賭注下在專制政權上，完全就是在玩輪盤賭游戲。"

不能忘卻的日子

剛剛過去的周日，2000多名香港學生和市民舉行了紀念六四三十周年遊行，呼籲為六四平反。德國《時代》周報以這次活動為切入點寫道，在中國，89六四已漸漸被遺忘，而香港雖因其特殊地位成為中國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死難者的城市，但如今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 

該報寫道："今年參加紀念遊行的人大部分頭髮都已灰白。和每年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守夜活動一樣，遊行參加者人數也在不斷減少。讀書時還在老師帶領下參加活動的香港年輕人現在避而遠之。有人認為，1989已經過去很久了。另一些認為，天安門運動完全是中國的事情，他們只認自己是香港人，完全拒絕所有中國的東西。"

不過，文章筆鋒一轉寫道，香港紀念六四的活動這些天看起來就像"提前紀念香港即將失去的自治權"：

"香港人認為，這次抗議活動不僅是保存記憶，他們從天安門事件裡也看到自己的未來。北京的打壓越來越厲害，公民權遭到侵蝕。當紀念六四的活躍人士4月底在旺角一個不起眼的辦公樓裡重開六四紀念館時，北京操控的親政府人士用塑料椅子堵住了大門，三周前，電網還被不知名的闖入者破壞。迄今為止還是以非直接的國家恐嚇形式出現，但香港作為自由民主園的終結已指日可待。"

文章接著談到在香港做出版人的鮑彤之子鮑朴的經歷。他說："90%的我的讀者來自大陸。他們不再敢買我的書。"今年，他費了很大的努力，終於出版了3本有關天安門事件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