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學運領袖黃之鋒已經結束在柏林的行程轉赴美國，但是德語媒體關於德國應不應該支持香港的抗議運動、應該以怎樣的力度去支持的討論仍在繼續。《世界報》記者指出，這次黃之鋒來德，梅克爾總理未對此發表隻字片語，而且德國企業界人士，儘管他們中有些人常常就政治事件表態，但這次面對香港問題，也是只有沉默。這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德國經濟對中國有巨大依賴性，"以至於誰也不願意冒險去和中國發生衝突"。

這篇題為《"德國製造"陷入中國陷阱》（„Made in Germany" in der China-Falle）的文章接著分析道："長期以來，聚焦中國是德國經濟取得成功的秘訣，但是這一戰略已經逐漸顯露弊端--而且不僅僅是因為政治緊張。中國一些不公平的貿易手段也讓德國企業越來越惱火。因此經濟學家已經開始呼籲，德國企業應該調整路線、調轉方向了。"

利潤和價值觀難兩全？

作為出口世界冠軍的德國，這些年來自然是從中國巨大的市場和持久的經濟發展活力中受益匪淺，但是作者認為，對中國的出口在德國貿易總量中佔的比例過高，現在也顯露出問題。比如說這次德國外長馬斯在柏林會見了黃之鋒，引起北京的憤怒。中方因此而召見了德國駐華大使，中國駐德國大使吳墾更是強調，這一做法將對中德雙邊關係構成負面影響。至於這個"負面影響"是什麼，也值得思索。

《世界報》記者接著寫道，德國經濟面對中國所存在的困境，還不僅在於擔心中國因為政治分歧而取消經濟訂單或者給德國企業"穿小鞋"。而從全局來看，德國企業與中國做生意或者是在華經營業務的整體環境已經發生了"明顯惡化"。

其中主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中國引入的社會信用體系，不斷"限制公民個人和企業的自由"。"比如正在引入的這個社會信用評分制度，就會給企業的行為打分。為了得到好的評分，企業甚至應該監督自己員工的言行，確保其保持政治正確。"

在這樣的體系下，德國企業面臨艱難選擇，是要利潤，還是堅持價值觀？作者認為顯然應該選擇後者，因為"這涉及德國經濟界的可信度問題，畢竟德國經濟是建立在一個自由體系的基礎上"。所以在無法兩全的情況下，德國企業還是應該堅持捍衛價值觀。"這將會帶來一些陣痛，但最終也許會有治癒的療效。"

香港亂了，柏林管得了？

相比之下，曾經作為德國《時代周刊》和《日報》駐華記者多年的Georg Blume則認為，德國政府和媒體不應該繼續向香港學生群體釋放錯誤的訊號，影響到和北京的對話。他在為明鏡線上（Spiegel.de）撰寫的客座評論中毫不客氣地批評了馬斯會見黃之鋒的做法，認為德國根本幫不了香港的示威者，反而是在拿這群年輕人的未來當兒戲。

"僅僅從在柏林接見黃之鋒的時間安排上，就能看出當事者缺乏基本的外交政治本能。幾天前，直接引發香港大規模抗議的逃犯條例修例法案才剛被收回。北京的共產黨政府什麼時候在世界舞台上公開地向示威者做出過讓步？從無先例。所以德國總理梅克爾才在訪華期間對北京方面做出的妥協姿態表示贊賞。可是為什麼話音剛落，三天後就要在柏林接待黃之鋒，故意火上澆油？難道總理和外長兩個人是想要分工，對北京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更糟糕的是：難道他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事先商量過？"

這位資深記者繼續嘲諷道，嚴肅的外交政策必須要從對自身實力的現實考量出發。德國並不具備美國那樣的實力，德國政府也不應該給香港的學生們帶去錯誤的希望。Georg Blume從自己的職業經歷出發，他採訪過89年上過天安門的大學生，採訪過法輪功學員，也採訪過西藏僧侶，看到他們因為在西方媒體曝光而遭受打壓，終日生活在恐懼中，因此他認為德國媒體這樣大張旗鼓地採訪黃之鋒，可能會給這位年輕的學生運動領袖造成嚴重的後果。

"事實是，西方早就已經把香港交給了中國。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還有28年，不到一個人半生的時間，這個昔日的英屬殖民地就要徹底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方面香港和台灣還不一樣，在美國的幫助下，台灣人還有理由相信，西方世界不會失信。但是對於香港來說，目前只有一條出路：和北京對話。在香港政府撤回修例之後，對話還是有可能的。這時候德國的外長應該做的是促成對話，而不是去破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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