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1年前，還是大學生的K從未想過，親歷天安門事件的「歷史人物」、中國六四學運領袖——王丹——會成為自己的「臉友」。他更沒想過，兩人初次見面將成為他日後難以面對的MeToo時刻。

「我現在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我在痛苦什麼，也覺得很不公平——為什麼我打電話給性平會的時候，還要上班假裝是一個沒事的人？我還要在辦公室的隔間裡面偷哭？其實我沒有錯啊，不是我去傷害別人，（但）出來開記者會的人，或者是受到攻擊、或者是在受這種心理煎熬的人，都不是這個加害人。」K哽咽向DW說道。

由於擔心身份曝光、公開出櫃，K要求匿名受訪。他指，為了「不要再有受害者」，王丹「會把別人灌醉然後再乘機性交這件事情，一定要讓它公諸於世」。

酒精與意識——K的控訴

「他先來敲我的。」2012年夏天，大學正要畢業的K透過臉書，認識了當時活躍於台灣公眾視野的王丹。從學生時代即開始關注社會議題，社運青年突遇民運前輩主動來訊，有些意外，也欣喜接受。

「我後來推測，應該是看到年輕小男生就會跑去到處加人臉書吧，到處物色人的那種感覺。」K一邊翻找保留下來的完整對話紀錄，一邊說。

「那時候跟他聊洪仲丘（註：指當年台灣士兵疑遭霸凌死亡事件），王丹就說『不要跟他聊這種公共政治的議題』之類的。」一開始兩人偶爾聊時事，王丹卻告訴他，臉書私訊不聊政治、只聊隱私，話題也逐漸觸及情慾私事。

根據DW檢視的完整對話紀錄，成為「臉友」後的頭兩年，兩人對話屈指可數，直到2014年2月，王丹突然開始頻繁來訊。

「他一直盧（台灣用語，意指「要求」）我去他家，...故意約9點，就是要過夜。」當時24歲的K在台灣某大學就讀研究所，面對積極邀約，他猶豫再三。

「你不是我的學生啊，沒有倫理問題。」對話那頭的王丹寫道。

在被問到最後為何決定赴約時，Ｋ指，自己是抱著「跟歷史人物見個面好像也蠻好玩」的心情——「我還在對話中問他：假設去你家，可以看到天安門的一些機密檔案或錄音嗎？」結果，「什麼天安門的錄音帶，那些我想看的東西根本沒看到。進去其實我也沒什麼印象了，但就是一直灌酒，有啤酒、有紅酒。」

混酒下肚、酒醉失去意識，再有印象，就是醒來看見王丹氣急敗壞地在打掃家裡。

「他對著我罵說因為我喝醉，吐得他的床鋪都是，很麻煩，非常生氣。」後來，兩人發生性關係。據K所述，自己當下已經意識不清，許多細節也失去記憶，甚至不曉得自己後來如何回家。但他記得，自己對於憤怒的王丹「感到害怕」，也記得「他在我身上的畫面跟戴保險套的畫面。」

「我後來才意識到：天啊，我真的是受害者。」K說。

台灣爆發MeToo運動

今年5月底，以台灣政治幕僚為題材的Netflix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在華語世界受到關注，職場性騷擾的虛構情節意外照進現實，觸發台灣遲到已久的MeToo運動。

影集台詞「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成為運動標語，從政黨、傳媒到藝文等各界，逾百人紛紛揭露自己的MeToo故事。台灣總統蔡英文兩度致歉，並承諾性別平等改革。

「六四」前夕，曾任台北市無黨籍議員林亮君助理、當時仍化名為「李援軍」的台灣男子李元鈞6月2日在臉書發文，公開指控王丹2014年6月6日於美國紐約法拉盛某飯店，對當年僅19歲的他「強吻」、「強暴未遂」。

據他自述，當年初入社運的他在聚會活動偶然認識了王丹及其謝姓助理。後來王丹邀約同赴美國「見見世面」，他欣然答應。在紐約飯店時，李元鈞與謝姓助理本在房間裡交談，「他說他出去一下，等一下再回來，然後王丹就回來了。」兩人獨處不久即發生事件。

「王丹把我推到床上，持續強吻，並試圖解開自己的衣褲，我當時嚇到不知該作何反應，情急之下，我將王丹推開。」李元鈞說道。

據他出示的對話截圖，李元鈞曾向謝姓助理求助表示「剛剛王丹親我」、「我很害怕好嗎」等，但對方回覆「他只是玩玩而已」，指王丹只是開玩笑。李稱，接下來數日，王丹仍不時對他言語性騷擾，明示暗示「希望我跟他一起睡」。

9年後，李元鈞在要求王丹道歉未果後，6月7日提告王丹涉嫌「強制性交未遂」，案件已由台北地方檢察署受理，進入司法調查程序。

同時，另一名畢業自台灣清華大學的校友也在社群媒體公開發文、直播，指王丹13年前曾在KTV將手伸進自己的衣服裡面，撫摸腰部。

這名叫徐豪謙的男子在臉書寫道：「我不敢想像這是人人追捧的學運領袖，是人人景仰的王老師會幹出來的事。肆無忌憚地在我男友面前性騷擾我，到底哪來的底氣？...這件事雖然沒有對我造成什麼嚴重的創傷，但我時至今日還是不能理解這個理所當然的心態是怎麼來的。」

在接受DW採訪時，徐豪謙表示，自己曾是王丹學生、彼此認識多年，頗有私交，王丹不只聚餐或出遊常要年輕男性作陪，且多次對人上下其手，直指王丹為「性騷擾慣犯」。

針對種種指控，王丹一概否認並稱「性騷之事完全不存在」、與他的「認知和記憶有巨大的落差」、「歡迎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尋找事情的真相」。這些MeToo聲音也令曾有類似經歷的K驚覺、主動聯繫李元鈞，並在李的建議之下向台灣清大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報。

乘機性交？不完美受害者？

「（我）上班的時候偷偷去打（電話），說要協助調查。講電話的時候，我第一次因為這件事情哭。」

性騷疑案爆發後，王丹長期任教的清大宣佈擴大調查，主動透過Email聯繫所有王丹曾經的學生，並呼籲只要他任教期間遭遇疑似性騷案件，且案發當時具學生身份，即便不是清大學生也可通報。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9年來我都沒事，我是不是哪裡不正常？為什麼其他的性侵受害者可能有很大的陰影，就我這9年來都沒有事？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後來精神狀況變很差。」受訪時K幾度哽咽哭泣，除了精神折磨，他也發現自己的手開始不自覺顫抖，接受心理諮商後，狀況才漸有好轉。

K向DW表示，他自認並非完美典型受害者，當時亦沒有「乘機性交」的概念，因此一直試圖說服自己這只是一段糟糕的約會經歷。「我覺得我好像沒辦法原諒自己，因為是我自己去赴約，但後來很認真想，不管怎樣我都是在被灌醉的狀態下，已經喝茫喝醉，都吐了人家整個床單都濕了的狀態下（發生關係）。」

事實上，K當年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根據K的自述與對話紀錄，2014年事發不久，K曾向當時男友傾訴自己遭王丹灌酒，且在意識不清的情況下被迫發生性關係，但未獲正面回應，反而遭到質疑。後來，他曾與少數友人吐露此事時，只願以自嘲語氣帶過。

「（諮商心理師說）我的反應是正常的。他說，我這9年來一直用『這只是一個爛炮』去解釋這件事情，狀況會那麼嚴重是因為，你突然發現事情不是這樣。回想當時的狀態，可能也是我試圖要跟我當時的男友講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是用這種方式（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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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乘機性交罪指「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罪名若成立，加害者將被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據K自述，清大性平會已接獲他提交的資料，並同步通報他當時就讀的大學。由於案件涉及疑似「乘機性交」，政府社工單位也已介入。

目前，王丹在清大已無教職。DW向清大查詢調查情況，該校表示，受限於性平法無法對外透露更多，但在台灣MeToo運動爆發後，不只王丹一案，清大性平會收到的整體性平通報數量確有增加。

「他養成了惡性的毛病」

除了站出來公開指控的李元鈞與徐豪謙，據DW接觸瞭解，檯面之下除了K，至少還有4人曾受王丹程度不等的性騷擾，但基於隱私、身心狀態等原因暫不願公開細節。

在台媒體工作者Rath認識王丹及其助理超過10年，在美國、日本、台灣都曾協助王丹聯繫事務。他告訴DW，王丹長年透過「民運光環」對年輕男生性騷擾，自己曾多次目睹。

「他（王丹）有點養成了自己惡性的毛病，他覺得這個慣性是OK的，但其實不OK。」他說。

2014年，Rath在大阪居住工作，王丹及其謝姓助理帶著畢業不久、初入社會的Z一起前往日本。當時王丹住在飯店，謝姓助理則借宿他家。「其實（我家）很多space（空間）他們都可以住，我有跟他們說很歡迎他們住，他們是從台北飛來，然後謝姓助理就故意讓Z跟王丹睡同一個（飯店）房間。」

據Rath所述，Z當時與王丹並不熟識，謝姓助理安排兩人過夜令他詫異。隔日，Z向Rath表示，同宿當晚王丹試圖對他性騷擾、發出性邀約，遭他拒絕。「王丹不敢真的去強暴他，但隔天他覺得不舒服 ，就叫謝姓助理換房間。」

根據DW檢視的對話截圖，謝姓助理事發後曾為此向Z致歉。「他很明確知道是性騷擾，但他覺得沒有到強暴，所以他就饒過他（王丹）。」Rath說。

Rath還透露，另一名共同友人X也曾多次被性騷擾。在共同的酒局餐聚上，他多次見到王丹出手觸摸坐在一旁的X的大腿，遭X委婉拒絕。

「我看到的，起碼有3次是這樣子，因為我們去吃飯3次，每一次都會重演」。Rath指，王丹甚至曾一度「摸到他（X）的private parts（私處）」。

Rath表示，男同志因性文化，身體邊界常曖昧而難以界定，但「重點是你要對方同意，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對方不同意。」他指，王丹是有權威與名聲的人物，遭到上下其手的多是敬重他的年輕學生或社會新人，甚至有人為了「不傷害民運」選擇「就這樣算了」。

「他尊敬他，當然就不敢去反抗，但你問他們心甘情願嗎？並不是。我問Z也是，我問X也是，他們也不覺得舒服。如果能選擇，他們也不要老師這樣對他們。」Rath說。

從台灣到美日，從酒桌到沙龍

從台灣帶著年輕男性出國作伴、透過謝姓助理安排同住，其後發生性騷疑雲；酒局飯局常要年輕男性在旁作陪，對其上下其手——Rath指稱的兩宗事件，都與李元鈞及徐豪謙所述情節高度類似。

另有多個不同的消息來源亦向DW表示，王丹對學生十分慷慨，課餘之外相約喝酒吃飯或到過夜出遊都不吝買單，但有些行為似是踩在模糊邊界。

「大家一起坐，然後老師會留一個『主位』給他喜歡的男生... 我沒辦法辨認那是老師基於對同學的愛護、特別照顧某個同學，還是基於其他的、可能對他有意思？我（當時）沒有做這樣的聯想，但確實有這些事。 」

方浩（化名）曾是王丹學生，也與謝姓助理交好。他觀察指，許多學生視王丹為民運前輩與老師，「他下手的那些人應該都是類似的情況，一個是夠年輕、社會經驗確實沒那麼足夠，... 對自己的整個自我探索，怎麼喜歡、愛或情感都還沒到一個很成熟的狀態。」

他也指，王丹礙於名人身份「不方便透過他自己」，有時謝姓助理就會扮演「像是仲介」的角色——「老師想請你吃飯」、「老師有事找你聊聊」，這些說法他時常從謝姓助理口中聽到。

「那些邀約是真的，我身邊的朋友也是被邀約過，但是當時沒有被老師做過多的肢體接觸。我相信這種邀約應該不是一個個案，而是非常多人的共同類似的經驗，有些可能就是後來的受害者。」

曾是王丹學生的清大校友吳柏澍也告訴DW，王丹在清大任教時確實常找感興趣的學生聊聊，兩種類型的學生尤其受到「青睞」：一種是「以政治為未來的工作志向的同學」，一種是比較「內斂型」的同學。他觀察指，前者是王丹建立政治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對於推動民主化確有正面作用；不過後者不太一樣，「比較親密」。

「有這樣的特質（內斂型）的人，或是說本身就帶著一點陰柔氣質的同學，聚會也好，或是有些時候在學校、在人社院也好，就會看到老師有請他們過去聊一聊。」吳柏澍稱：「老師會去想要跟他們聊聊天，那聊天就又跟我剛剛說課堂上，說是想要去找可能政治興趣相投的，或是說有政治理想抱負的同學的那種談話模式不一樣。」

民運光環？無權勢者？

這些受到王丹「青睞」的指控者多是年輕大學生或社會新人，對公共議題、「民運光環」懷抱憧憬。熟悉王丹的方浩告訴DW，王丹致力多年的沙龍活動是另一個有疑慮的「物色」場合。

王丹長年在台灣多所知名大學舉辦「中國沙龍」活動，是兩岸學生自由議論時政的對話平台，頗受歡迎，也被認為是許多台灣學生認識中國議題的啟蒙敲門磚。曾多次參加「中國沙龍」的方浩指，王丹透過該活動與其他講座接觸到更多年輕學生，「或多或少有一些同學視老師為偶像，然後他就開始再慢慢編織這個網絡」。

接觸、建立關係、「從這些目標裡頭找一些老師覺得不錯的人，去做私下的晤談，或是把他私約出來。這些同學大部分也不會拒絕。」方浩說：「這些會來找老師的人，通常對老師不一定是崇拜，可能是欣賞，或者說，覺得一個歷史課本人物走到鏡頭前跟你見面的那種心理建設。」

現年54歲的王丹是中國六四學運領袖，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遭中國通緝，陸續被以多項罪名逮補、判刑，坐牢多年，直到千禧年前後流亡美國。近年，王丹常居台灣，並於當地多所知名大學任教，包含政治大學、清華大學等。

王丹積極批判中共政權、推動民主運動，是中國海外民運圈的標誌性人物之一。同時，他也曾活躍於台灣政治與社會活動，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時，曾到場聲援學生。

在遭到MeToo指控之後，王丹首先發文暗指，李元鈞的指控時機顯示背後可能有政治操作。他寫道：「特意選擇『六四』這個時間點，以及他特別強調的，希望政治圈人士對我如何如何，這樣的表述，其實已經說明了問題」。

這番回應也在中國海外民運圈引發爭議。曾在「白紙運動」扮演重要角色的《公民日報》發聲明表示對性暴力零容忍，對王丹的回應深表不滿；原本互有合作的紐約「六四紀念館」與紐約「民主沙龍」也因王丹事件產生嚴重意見分歧。部分中國海外民運的年輕世代認為，「王丹不能代表六四」。

其後，王丹稱自己支持MeToo運動，強調他並非權勢者。王丹發文反問：「被捕，流亡，幾十年不能回家，母親去世都不能送葬，沒有美國政府的基金支持，沒有自己的報紙和電台，苦苦支撐三十多年，在美國都要受到中共威脅。大部分海外華人都不敢接近我們。我既非公職，又沒有巨大財富。海外民運就那麼幾百人。充其量推特網友多一些，還遠遠不如那些大V。 我是『權勢者』？ ！怎麼定義的？！我的『權勢』在哪裡？」

另一種聲音

王丹陷入MeToo爭議，在DW接觸的受訪者中亦有人指，他所認識的王丹與主流批評不同。王丹來台初期的邱姓前助理告訴DW，王丹帶學生出去玩確實「都是花大錢」，有時確實會「吃人家豆腐一下」，「但是就我們的認識，真的是太超過也不至於」。

邱姓前助理稱，至少在他擔任助理期間，「如果你不喜歡，你給他推開，其實他（王丹）也是蠻識相的。」當時他與幾個同王丹親近的學生「都是很敢衝撞的那種」，「不知道會不會跟這種性格也有關係，你知道他們真的是也跟我比較一樣，會覺得『不要就是不要』。」

自述曾在大學期間受王丹追求的陳星翰則稱，王丹對他表達好感的方式「算是得體」——會明白表達慾望，「但是我是隨時可以拒絕都沒有關係的，我想要回應他多少的好感、回應他多少的熱情，我自己覺得是蠻取決在我自己這邊。」

陳星翰告訴DW，他支持MeToo運動，亦理解性騷擾事件很難要求證據，不會質疑指控者的主觀感受，但男人跟男人之間的界線，「什麼叫做試探？什麼叫做騷擾？我也會一直想這件事情。」

王丹：我無意對外發言

王丹遭指控至今逾一個月，在李元鈞事件進入司法調查程序後態度愈趨低調。最新一次針對事件發言是在7月中旬，他在社群媒體發佈聲明寫道，連日來自己遭受許多可疑帳號攻擊謾罵，「有某種力量，借助me too運動的浪潮以及針對我的指控，有組織有策劃地對我進行網路攻擊」，高度懷疑「是來自北京方面的操作」。

王丹指，他已經收集到足夠的證據，並向美國司法部和FBI報案處理。針對他個人的指控，因已進入司法程序，不便公開對外發言，一切尊重司法裁決。他強調，「對於這些網路霸凌，希望外界提高警惕，不要受到這種認知作戰的影響。」

事實上，媒體人Rath向DW透露，王丹在遭到MeToo指控後自美國返台，曾與他碰面。當時王丹直言「對台灣挺失望的」，亦曾對他開玩笑說道：「你看現在看我我也不舒服，我就可以告你。現在都變成這樣了，隨時可以不舒服就直接告別人」，表達對MeToo指控的不滿。

針對一連串的性騷擾、性侵害指控，DW多次聯繫王丹，他皆回覆「事情已進入司法程序，我無意對外發言」，堅拒受訪；DW亦多次聯繫謝姓助理，請他就個人在諸多性騷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做出回應，他亦不願受訪。

▌接續閱讀下篇：〈MeToo的代價：王丹事件折射的同志困境〉

（本文與DW台北辦公室主任鄒宗翰、德籍駐台自由記者戴達衛 David Demes、台灣聯合線上《鳴人堂》特約編輯林冠瑜（林宜蘭）共同調查、採訪；與台灣聯合線上《轉角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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