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香港《明報》報導，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85歲生日，趙宅外最多時聚集了上百人，少的時候也有數十人，主要是趙紫陽從前的部下及鄉親。位於北京燈市口富強胡同 6號的趙宅，一直駐有不少武警和警察，但警方此次沒有驅趕圍聚的人群，其中一些人還獲准簽名登記之後進入趙宅。報導說，(趙紫陽的海外親屬聽說情況後，打電話向趙紫陽探問；趙紫陽說，這只是外面看熱鬧，其實裡面還是一樣，想見的人都見不到。

《明報》的報導說：「不久前，有媒體報導指趙紫陽肺細胞大面積壞死，今冬的任何呼吸道疾病都可能對他構成致命威脅，加之胡溫執政後，人們希望能對趙紫陽放寬鬆些，知情人說，這或許是趙宅門前突然熱鬧起來的原因。」

2.

兩名中國工程師在巴基斯坦被綁架，最後造成一人獲救，一人遇難的悲劇。這一事件發生在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巴基斯坦，令人感到蹊蹺。本周《明報》發表署名「沈旭暉」的文章，認為此次人質事件並非個別事件，而是在挑戰三重秩序：美國為首的反恐聯盟、以中國為首的中巴同盟和以巴國中央政府為首的反地方勢力。文章說：「第一重被挑戰的，是國家主權之上還有反恐原則的後911體系，也就是超越國家層面(supra-national)的秩序。挑戰源頭在古巴關塔那摩開始，因為生於巴基斯坦的綁架黑手馬哈蘇德，一度成為塔利班軍官，被美軍囚禁於關塔那摩基地，在那裡認識各國恐怖分子，發現「世界恐怖大同」。……對在關塔那摩被虐至殘廢的馬哈蘇德而言，中美兩國都是一丘之貉，而且中國「欺騙性」更大，何況今次肇事地點正是東突基地之一。 」

文章寫道：「挑戰二：國際(Inter-national)外交秩序。馬哈蘇德綁架中國人除了因為中國同胞「能見度」高，更反映他有意挑戰外交秩序。自從印巴分治、中印交惡、印蘇結盟、中蘇反目，巴基斯坦對北京一邊倒，巴國經濟發展和核技術均有強烈的「中國特色」。……911後，中巴同盟出現美國這個第三者，美軍既進駐巴國邊境，美巴亦組成針對阿富汗的情報網路。然而巴基斯坦內部普遍同情塔利班，美國引進的西方文化亦不受伊斯蘭長老歡迎。……人質事件宣示了上層外交不能漠視下層社會秩序。」

文章最後分析到：「挑戰三：國內(Intra-national)自治秩序。馬哈蘇德是無根的恐怖分子，但亦是有根的部族領袖，這是與伊式綁架的最大分別。須知巴基斯坦雖由軍人幹政，卻不是有監控能力的列寧式國家，部落長老、土幫後人一直進行實質自治，都擁有私人軍隊，這就是後封建現象。 ……巴國政府在911後渾水摸魚，以反恐為名進駐部落轄地「剿匪」，遂與長老集體結怨，…… 大國借反恐擴張勢力、外交結盟偏袒高層、主權國家忌憚自治，在911後引起「超國—國際—國內」連鎖互動。馬哈蘇德的關塔那摩地獄之旅，令他意識到以美國為首的反恐聯盟、以中國為首的中巴同盟和以巴國中央政府為首的反地方勢力，都是他的敵人。這些敵人的共同對立面，又豈只一個馬哈蘇德？」

3.

在香港局勢和京港關係方面，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束已有一個多月，但京港關係的走向依然令人關心。北京這一個月來對於香港今後的政制發展前途緘默不語，倒是民主派人士耐不住性子，日前又在立法會公開提出要舉行關於零七、零八年直選的公投。香港《蘋果日報》本周發表署名「張華」的文章，題目是《北京直接插手香港政治宜三思》。文章說：「立法會選舉後，特首董建華的表現似乎有點改變，擺出願與反對派接觸的姿態……。這些改變的動力絕非源自董建華本身的認知，更不是包圍他的土共，而是直接來自北京的命令。……董建華治港六年「成績」有目共睹，北京也一改過去讓他自把自為的做法，從去年七月一日起「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當香港內部各種政治勢力都對董建華政府怨聲載道、各派為下屆特首厲兵秣馬之際，北京直接插手香港的政治，以免出現更大的管治危機，好像也就順理成章了。」

文章寫道：「無論如何，北京出手後，香港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表現，一定不會比董建華治下為差。當然，這些救港措施是要付出代價的，就是香港自治權的萎縮。但是，這只能作為權宜性的短期安排，因為權力是非常特殊而又威力驚人的腐化劑，任何人嘗過權力的滋味後，很少能夠抵住誘惑而不被腐蝕的。最壞的情況就是，北京直接插手香港的政經事務後，香港各方面都會轉好，北京以為這是香港政策對頭的結果，將變相鼓勵他們日後更直接、更深入插手香港事務，即使董建華下台後，這種臨時性的安排也不會糾正過來，令特區政府日後變成只能執行政策的工具。當北京的干預變成常態後，香港的高度自治，甚至一國兩制也會名存實亡，變成徹頭徹尾的京人治港。」

關於北京面對這種臨時措施和長期戰略之間的文章最後建議道：「北京的上上之策就是，將所有「干預」透明化，並在糾正了董建華的錯誤後，盡速取消。更重要的是，北京應盡快讓香港普選特首，千萬不要設下任何篩選特首候選人、令當選人符合北京心意的關卡，否則，硬要挑選幾位北京首肯的候選人供港人選擇，屆時很可能出現三成或更多的廢票時，當選人的政治權威掃地，勢將觸發更大的政治危機。信任香港人、制訂合理而清晰中港關係的框架，才是北京處理香港問題的正途。 」

（報摘綜合：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