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弗伊謝爾特先生，每年的11月15日這一天，全世界都在紀念那些被監禁或者被迫害的作家和記者。而我們每年都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哪裡的作家處境格外危險？

弗伊謝爾特：全世界有好幾個迫害作家比較嚴重的地區。目前對於作家和記者來說處境最為危險的當屬墨西哥，因為他們不僅受到國家的壓制，而且還要面對販毒集團的威脅。在我們德國筆會（PEN）的"流亡作家項目"（Writers-in-Exile-Programm）中，就有一位來自墨西哥的女同事。她叫佩雷茲（Ana Lilia Perez），她因為在墨西哥受到謀殺威脅而不得不流亡海外。

那麼你們是如何幫助她來到德國的呢？

她當時還是可以出境的，我們通過"流亡作家項目"為她提供了最長三年的資助。這些資助基金是由聯邦財政支出的。憑借這樣的支持，她可以在這三年時間裡在德國安定下來，安全地從事寫作。

德國筆會如何支持作家從事寫作和發表作品？

我們在德國擁有密集的網路組織，也是德國最大的作家協會，擁有過硬的關係網路。我們為作家提供展示自己的機會，幫助他們舉辦作品朗讀會、討論會，讓他們講述自己的寫作生涯和命運遭遇。

我們現在所談論的是受到迫害的作家已經離開了相關國家之後的階段。那麼德國筆會的"獄中作家委員會"（Writers-in-Prison-Komitee）還能為那些在自己的國家身陷囹圄的作家做些什麼呢？

在這方面我們就沒有那麼成功了，這是符合邏輯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將這些作家的遭遇公之於眾，引起更多的關注。一方面通過我們的官方網頁以及社群網站等渠道；另一方面當然也會通過媒體的報導，保持輿論的關注度。這也意味著，那些獨裁者或者專制政權就不能輕易地讓這些作家消失。在這方面，公眾輿論發揮著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們當然還會嘗試與這些被監禁的作家同仁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書信往來，這樣他們就會知道自己沒有被遺忘，也不是孤身作戰。但這樣的嘗試並非總能成功。

您怎麼才能得到他們的回復呢？如果一個作家--比如說在哈薩克斯坦--被關押，他可能沒有那麼容易給你們回信吧。

既然您提到了哈薩克斯坦，我正好可以講講那裡的詩人阿塔巴克（Aron Atabak）的例子。我們和他就保持著書信往來。在大約八個星期以前，我們給他寫了一封信，還真的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專門為我們寫了一首詩，此外還有一封較長的書信。當然了，這些書信內容常常受到審查。有些被監禁的作家雖然可以收到我們的信，但卻不能回信。我們常常是事後才知道他們收到了信。即使遭到審查，對於許多作家來說，這些書信也是非常重要的。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過去："獄中作家委員會"創立已經超過50年了。我們不能說這50年來全世界作家的總體處境得到了改善。如今，連一些標榜法治和自由的國家也在進行監控監聽行動，這樣的情況難道不令您感到擔心和恐懼嗎？

當然！我們對這方面的消息也感到十分擔憂。事實上，言論自由是如此基本的一項自由權利，它在任何民主社會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對於西方國家也能發生這種事情感到十分擔憂，而且也表達了我們的感受。您剛才說得對，全世界受迫害作家的境遇並沒有得到改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要放棄。很多作家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也一直在為此而奮斗。

您剛才說到了"西方國家"。那麼國際筆會針對美國監聽醜聞有何應對措施呢？

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聽醜聞包括斯諾登事件上，我們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立場，我們向美國政府發出了公開信。而當國際筆會出面的時候，總是有很多重量級的作家--比如印度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參與聯署，因此會引起相當高的關注度。至於是否能夠產生實際的作用，我不知道。但是我們不能保持沉默，我們也沒有沉默。

採訪對象簡介：薩沙‧弗伊謝爾特出生於1971年，是德國筆會副會長兼"獄中作家委員會"專員。德國筆會是國際筆會（P.E.N.，該縮寫由詩人、散文家和小說家英文的首字母組成）的分支機構。

採訪記者：Aya Bach 編譯：雨涵

責編：李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