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DW）：您正在逐漸成為綠黨的"中國問題專家"，為什麼尤其對與中國有關的話題感興趣呢？

克拉蒙（Viola von Cramon）：這其中的原因非常明顯，從15、20年前開始，中國就不斷的對外開放經濟，也許以後也會在政治上有所開放，有所改善，並承擔起經濟和政治上的責任。我一直饒有興趣的關注中國的發展，所以也非常希望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您提出了德國政府以及各大黨派非常缺乏與中國相關的專業知識。表示"我們無法再負擔的起對中國的無知。"您是怎樣發現德國政府這方面的缺陷的？

我觀察到，從中國到訪德國的代表團以及德國派往中國的代表團之間有很大的差距。中國人從來都是有備而來，對所有的細節都非常瞭解。無論是在經濟政策方面，還是在社會政策方面，他們的背景知識都非常充實，對國際社會上的最新動態也非常瞭解。與此相對照的是，我們對中國的認識經常是十分有限的，這體現在對歷史以及中國社會當前熱點話題的瞭解上。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敢於給中國提出建議，還是認為中國和我們之間有一定的差距，認為有必要向中國解釋世界的游戲規則。我覺得這種做法已經不再恰當。

在這方面，您能給我們舉幾個具體的例子嗎？

我只對事不對人。我瞭解到，當部分德國聯邦部門或者各州政府部門的代表去中國訪問時，他們的準備工作有時做的非常糟糕，以至於中方夥伴說，你們其實不用來了，整個事情都沒有意義，因為我們發現你們的專業水準和我們想像中的不一樣。應邀訪問中國央行的德國金融機構的代表也曾給人留下過類似的印象。這只是一方面，還有就是我這幾次訪問中國的時候，對中國共產黨內研究德國問題專家的數量和水準感到印象深刻。其中，甚至有15至18人對德國綠黨內部的情況非常瞭解，我們可以用德語暢所欲言。我不是說這樣做有多大的必要，但這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和其他議員在2012年年底向德國政府遞交的一份申請文件中，提出應該大力擴展德國政府對中國的專業認識。該文件呼籲，應該鼓勵更多的中國問題專家在聯邦部委、外交部以及其他與外交有關的政府機構任職。您是出於怎樣的考慮發出這一呼籲的呢？

就像我剛才說到的，如果我們不能專門在一些問題上有所準備的話，中國方面已經不再願意認真對待我們。我認為，不能把這些個案單獨看待，而是應該採用長久的策略。我們需要更多瞭解中國的人，我不是說這些人就應該缺乏批判性，甚至成為共產黨的喉舌。正相反，他們必須保持批判的精神，但是這種批判精神應該有一定的理論基礎，讓他們能夠向正確的人提出建設性的觀點。

總的來說，雖然中文對於我們來說很難，但考慮到其重要性，我們還是必須應該掌握中文。在教育體制中加入中文教學。也許不用在小學，但是在中學裡，中文應該成為一門可以選擇的必修外語課。我們在這方面還有許多不足，幾乎沒有什麼中文教師，也幾乎沒有學校提供中文課。另外，我們也需要更多大學生把中文當作第二選修方向，結合專業課程的知識。無論是政治學、社會學、還是歷史學、法學以及其他自然學科。我們在這些領域必須融合中文教學，才能避免出現一方面只有漢學家、另一方面只有專業人員的局面。實現中文與專業知識的融合。

另外一個重要的領域是培養會說中文的記者。如果想要瞭解中國社會討論的熱點，只看二手材料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也呼籲給記者中文方面的培訓，讓他們能夠用中文關注中國。

第三點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對中國的待遇。我們在德法關係、德美關係、德俄關係上都配有專員。我覺得，現在是委任一位德中問題專員，長時間關注並處理德中外交關係的時候了。德中之間的摩擦時有發生，但我希望德國人能夠在保留並壯大我們批判能力的同時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往來。

有人對歐盟提出批評稱，它在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沒有一個統一的策略。那麼您所說的德國政府在與中國相關專業知識上的缺乏是不是在歐盟的層面上也有所體現呢？

歐盟的情況更糟，因為那裡從政策層上就沒有和當今的中國用適當的方式打交道的願望。我們在此所面臨的問題嚴重。我們在歐盟的外交部門中有一位完全忽視中國人權問題的主管。在我們所看重的問題上，包括人權對話，和公民社會取得聯繫，加強反對派實力等，我們從德國的角度定義了一些重要的中方人物，也是因為中國政府不是民主選出的政府。我們也希望能夠接觸一些沒有被共產黨代表的人群。而歐盟正是對這種原則視而不見。我們在此需要面對嚴峻的問題。

我下周在布魯塞爾也會向歐盟提及這些問題。我觀察到歐盟外交事務專員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不願意提及中國的人權問題。我認為，這種在中國人面前低頭的做法是一種非常不明智的策略。我覺得，這也是歐洲各國之間存在巨大分歧，無法達成共識的地方。

採訪：任琛

責編：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