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去年一年你們都在舉辦"磁石中國"系列討論會。您還記得，一共舉辦了多少場討論會嗎？

鮑爾森：一共10場。這都是柯爾伯基金會同博施基金會（Robert Bosch Stiftung）和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一同組織的。

德國之聲：舉辦這個系列討論會預期達到怎樣的目的？

鮑爾森：3個私人基金會聯合起來舉辦這個系列，希望借"2012中國文化年"的契機，尋求同中國進行對話，讓討論議題盡量廣泛，並將它們介紹給全德國感興趣的聽眾與觀眾。

德國之聲：回顧這一年的活動，您能做出怎樣的總結？

鮑爾森：反響很大，這一點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得到的反饋非常積極。10場分別在柏林、漢堡、海德堡、法蘭克福、波昂和杜塞道夫等城市舉辦的討論會辦下來，我們直接的觀眾就達到近2500人。我可以描繪柯爾伯基金會主辦的我所親臨的討論會 ，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觀眾對中國瞭解的程度以及願意進行探討的態度。對於我們而言，重要的是不僅在台上討論，同時也至少拿出20至30分鐘同到場的觀眾進行討論，而這部分實際上是討論中最精彩的。

德國之聲：那就是說，你們開展的是納入觀眾的互動式討論？

鮑爾森：對。我們柯爾伯基金會的一個宗旨是，不是評說對方，而是相互探討。我們認為，讓觀眾得到參與的機會就屬於這一范疇。它同時也包括，我們在這裡不是對中國評頭品足，而是同中國知識分子、經濟界人士等探討中國。這也是我們這一系列中最艱辛的一個方面，因為我們試圖每場討論會都至少有一名來自中國的報告者。

德國之聲：如果討論中國，那麼對德國觀眾而言，最讓他們感興趣的是哪些議題？

鮑爾森：總體而言，人們對中國懷有巨大的興趣。它涉及所有議題，從經濟、外交、環境到人權，人權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議題，民眾的自由權利，還有政治高層換屆。還有一個議題，那也是一場最精彩的討論會之一，即數字革命，人們提出的問題是，社交網站將會帶來怎樣的社會變革。

德國之聲：身在德國同中國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這是可能的嗎？

鮑爾森：我們當然進行了面對面的辯論。

德國之聲：您可以舉出一個例子嗎？

鮑爾森：我還記得一個我親自主持的一場討論會，討論的一方是歐盟議會議員比提科夫（Reinhard Buetikofer），另一方是上海同濟大學教授王義桅。他們二人就中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了激烈辯論。另一場討論是在德國綠黨聯邦議員馮‧克拉蒙（Viola von Cramon）與中國經濟學者崔之元之間進行，他們的議題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中國的穩定。這些都是辯論。我們要的不是從歐洲和中國分別請來兩個討論人，讓上他們上台表述一致的觀點。對此我們非常重視。

德國之聲：但以上辯論好像都不包括反對派人士，那些直面同執政者抗爭並要求結束一黨統治的人。為什麼呢？

鮑爾森：首先我想說，我們這個"磁石中國"系列討論會一開始就明確作出決定，不同中國的官方部門進行正式合作，我們這三家基金會本身就是獨立的私人基金會。對我們重要的是，獨立自主地進行會議策劃，讓中國國內各種不同的觀點都能得到清楚的展現。我們沒能邀請到所有我們想邀請的人，不是所有收到邀請的人都接受了邀請。

德國之聲：哪些人沒有接受你們的邀請？

鮑爾森：我現在一下子說不出他們的姓名。邀請中方演講人是這個系列活動中最大的難點之一，不論他們出自那個陣營，想說服他們到德國來參加一場一個半小時的討論會，都非常之難。

德國之聲：對您個人來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場討論會？

鮑爾森：是那場同《華爾街日報》中文版主編袁莉的討論。袁莉談到微博等社交網站等議題，以及記者在中國遇到的限制、檢查等問題。但儘管如此，她還是表達了她真心的對中國發展的基本樂觀態度。我對這一點印象尤為深刻。

德國之聲：人們會"樂觀"地思考中國的未來嗎？中國有著堆積如山的問題，如貧富之間的鬥爭、新聞缺乏自由等等。您會以怎樣的眼光思考中國呢？

鮑爾森：我想，除了同中國展開對話，別無其他選擇，因為在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中，中國至關重要。當今幾乎沒有一個全球性問題可以不要中國的參與得以解決，比如我們的金融體系，或者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因此，必須同中國對話，而且是在廣泛的基礎上，同更多有影響的人物。要盡可能討論所有議題，簡單的要談，複雜的也要談。

德國之聲：本系列缺乏某些議題嗎？假如您有機會，您會添上什麼議題呢？

一定要讓我說出哪些議題沒有討論到，也是強人所難的事情。中國如此之大，用10場討論會當然不能涵蓋所有的議題，它的廣大和複雜，都是不可能以10場討論會可以應付的。但如果再舉辦類似的活動，我們會更為關注年輕一代，邀請他們的代表同我們一道進行討論。

採訪記者：李魚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