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德國這個非移民國家，許多城鎮幾乎還是清一色的白種人，即使在柏林這個所謂「歐洲最多元化」的大都市，亞裔也並不是那麼常見。在街上和地鐵車廂裡，我經常見到金發碧眼的女士先生，暗暗地或毫不掩飾地打量我的東方面孔。

到了柏林郊區的小鎮波茨坦，我的族裔問題似乎更引人注目了。幾乎每星期都有一兩個好奇的人在街上或地鐵裡跟我搭茬，問我是從哪個國家來，有人甚至直率地開口就問：「日本人嗎？」對這種人，我一向都懶得解釋，瞪他一眼說：「不是。」在我想來，這些人大概一輩子都在某個小村莊住，沒見過幾個外國人，他們可能很難理解我「在中國出生，在美國入籍，來德國教書」的「曲折」身世。而我的這種感受，在德國的很多中國人似乎都有。

聖誕節假期裡，我去德國南方看望我姑姑。她在德國已經定居十多年，在以保守著稱的巴伐利亞州一個小鎮上當醫生。談起在德國的感受，她說她一直未能感到被德國白人社會所接受－－儘管他們一家都已入德國籍，兩個孩子一個在德國長大，一個在德國出生，都說流利的德語，並且都是班上的好學生，夫妻兩人各自有收入不錯的高技術職業，他們在德國算是相當不錯的中產階級了，但他們在與德國人的交往中，總感到自己被當成外國人。

我姑姑工作所在的那個巴伐利亞小鎮，只有她一個亞洲人，時不時就有病人在走廊裡追上她，問她從哪裡來，不給一個確定的答案就不罷休，一定要刨根問底地把她的出生地點打聽清楚才行。更有一些德國人，看見亞洲面孔就認為他們從事的一定是「掃地」或「洗碗」這類不需要高文憑的服務性工作，他們大都難以置信，一名亞裔中年女性竟然能在德國當醫生。

有一次我姑父買東西的時候，碰見一個他們孩子同學的家長，拉起家常來。她問：「怎麼最近沒見到你太太？」姑父告訴她，她最近剛剛找到一份工作，但那家醫院離家較遠，所以一般周末才回家。

那位太太很驚訝：「她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工作？為什麼不在本鎮的醫院工作呢？那裡有許多空缺的職位呀。」這一下把姑父也說糊塗了：「她去問過，別人說沒有呀！」那位太太搖頭：「不，我知道，他們那裡需要很多清潔工！」

我姑父哭笑不得：「您誤會了，我的夫人是位醫生。」聽到這話，那位太太臉上露出驚異的表情。

「這種事已經發生過多次了。」姑姑講起這事時有一絲憤慨，也有一絲無奈，「我剛到巴伐利亞那個小鎮時，在鎮上找住處，去一家德國人家裡看房子，是間地下室。那位太太說，租她的房子可以，但條件是一定要每個月把他們家所有的窗戶都擦一遍。我說，哪有這種事，我工作忙得要死，連自己家裡的窗戶都沒時間擦，哪有時間來擦你們家裡的窗戶？她就說：`你總有下班的時間吧，而且還有周末呀！`我說：`我每天早上從7點工作到深夜，周末回家和家人團聚，怎麼可能有時間？`」

這位夫人疑惑地問：「那你到底是在醫院做什麼工作？」姑姑說：「我在醫院做醫生呀！」這位夫人聽罷後退幾步，吃驚而抱歉地說：「哎呀，醫生女士，太對不起了，我還以為你的工作就是擦窗戶呢！」

聽到這些小故事，我也哭笑不得。這些事都不大，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也會帶給人很多煩惱。

我告訴姑姑，我做「少數族裔」的感覺也實在不好。比如每天上班坐地鐵時，總感到有十幾雙眼睛在盯著我，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人注意著，無法放鬆。

另外，我還有另一層壓力：因為在德國的亞裔、華裔不是那麼多，我在公共場合出現時，總是不由自主地意識到別人有可能把自己當成華裔的代表，我的行為，可能改變或者加重眾人對亞裔、華裔的看法和偏見。有這樣的「重任」在身，我一切都得小心翼翼，注意不要在公共場合出錯或出醜，於是，一天到晚覺得疲憊不堪。放假時回到美國，坐在紐約的地鐵車廂裡，看著那些板著臉讀報紙或直視前方的旅客，沒有一個人看我一眼，這才發覺在公共場合不被人注意、可以完全放鬆的感覺是多麼奇妙！

假期完了再回到德國，我也練出了「厚臉皮」，盡量不去在乎別人的眼光。別人看我的時候，我也學會不動聲色地回盯她或他（不知為什麼，一般是「她」），直到此人把眼睛移開為止。我發現，一般人看到我看他，都會很尷尬地趕快把眼睛移開，而我的心裡總會湧出一點勝利的快感。

在我教英語的大學課堂上，我的德國學生總會問起德國和美國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對我比較喜歡哪個國家盤根究底。我一般都會談到自己「在德國做亞裔」的這種感受，並且很直率地告訴他們，我很欣賞德國的許多方面，但這裡缺乏美國的多元化。我喜歡在紐約街頭漫步而沒有人看我一眼的那種感覺。在美國，沒有人追問我究竟從哪裡來，沒有人把我當成外國人。而只有在大家都對我的存在習以為常的時候，我才能放心地把這個地方當作我的「家」。

（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