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2月18日，德國電視一台播放了講述猶太人弗朗克一家的紀錄劇情片《我的女兒安妮‧弗朗克》。其敘述重點不是安妮藏在阿姆斯特丹一座閣樓裡的生命最後幾年，而是她的父親奧托‧弗朗克的命運。他是家裡唯一的猶太大屠殺倖存者，在戰爭結束後設法出版了安妮的日記。《安妮日記》迄今已經發行3000萬冊，多次被拍成電影。

導演萊蒙德‧雷（Raymond Ley)拍攝的《我的女兒安妮‧弗朗克》是一部所謂的紀錄劇情片，其中有歷史片斷，也有對時代見證人的採訪。

記者：您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安妮的父親奧托‧弗朗克的角度來講述這個故事，這是為什麼呢？

萊蒙德‧雷：我也以為關於這個故事至少會有52部電視劇，三個系列，但其實並非如此。也許這和這部文學的重要性以及關於"女孩文學"的討論有關。對此，我只能猜測。以奧托為敘述的對像是我和製品人以及編輯部討論的結果：通過這一人物的引領走進故事。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劇情設計。

記者：今年三月是安妮‧弗朗克在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離開人世70周年。還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關於她的故事嗎？

萊蒙德‧雷：我想，這裡有一個從罪犯和告密者的角度來描述歷史的角度。沒有哪部影片記錄了那麼多時代見證人的聲音。當我們完成這部影片後，我感到，這是絕無僅有的。我們的想法是，關注文字，關注安妮的成長過程、其文學愛好的萌芽、她與母親的關係，並用合乎時代的方式來表現它們。

記者：您的電影不僅僅反映了安妮‧弗朗克的日記，還更多地展現了它產生於一個什麼樣的環境和時代。

萊蒙德‧雷：是的。但我們不能展示出1944年的阿姆斯特丹。我們只能猜想躲藏者所受到的壓力以及那些奪走許多人生命的迫害和告密。我們用室內樂的形式、用躲藏者在相處中對立衝突的形式來表現這一切。同時也展現了安妮強大的求生願望，她雖然將這一切視為人生的休止符，卻仍然懷有希望。最後她說："也許9月份戰爭結束後，我們能夠重新去上學。"

作者：從馬拉‧恩德（Mala Ende)扮演的安妮‧弗朗克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快樂的少女。您是想通過展示安妮作為普通女孩的一面來突出她特殊的命運嗎？

萊蒙德‧雷：我們希望把這種損失，一個人的損失展示在人們面前。我們希望讓觀眾感同身受，為安妮捏一把汗。正如您所說，我們希望讓安妮從大屠殺的命運中脫離開，作為一個人展現在人們面前。

記者：您選擇了紀錄劇情片這種形式，它將歷史的鏡頭，比如德國入侵荷蘭的鏡頭和對歷史見證人、如其最好朋友的採訪融合在一起。為什麼進行這樣的拼接？是想讓故事更可信，更感人嗎？

萊蒙德‧雷：不是的。紀錄劇情片當然總是對場景和歷史見證人的經歷進行拼接。對於純粹想感受人物命運的觀眾來說，需要去適應面對這種真實的參照。我認為去認識安妮的一個朋友是必要的，她說："當時就是這樣的。"如果您說，現在我想看一出感情跌宕起伏的悲劇，那麼，時代見證人能夠給與您某種反射：您可以從故事中走出來，去看這個人物，然後重新走進故事裡。我喜歡這樣的形式。我希望觀眾也能喜歡。

記者：比如片中出現了那個在有人告密後逮捕安妮‧弗朗克和其他人的黨衛軍。您對凶手、典型的納粹罪犯有清晰的想像嗎？

萊蒙德‧雷：根本沒有。我知道有一場針對瑟貝爾鮑爾（Karl Josef Siberbauer）的審判，他逮捕了安妮和房子裡的其他人。但我對這個人知之甚少。我是偶然發現這段採訪的。記者胡夫（Huf)1962年在瑟貝爾鮑爾接受審判期間做了這個採訪。這是一場非常透明的相遇，再次展現出在法西斯主義行將結束時凶手對受害者是怎麼想的。這樣的紀錄劇情片可以把時間回訪到多年前，看一看當時那些執行逮捕的人。

記者：對於以什麼樣的形式紀念安妮‧弗朗克，總是有爭議。阿姆斯特丹將上映安妮‧弗朗克的音樂劇。德國電視二台因一個電影項目和巴塞爾的安妮‧弗朗克基金會有爭執。面對這麼令人痛心疾首的命運，用得著這樣去爭執嗎？

萊蒙德‧雷：當然不好。這其中存在著多年積累的不同關係，這不是我的話題。我們是為德國電視一台拍得這部電影，而不是為安妮‧弗朗克基金會。我不用去管，而只需去觀察這些不是因我引起的事情。這些對我們不僅不重要，而且有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