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周保松在《明報》發表《抗命者言（中）--我的自辯》，繼續講述自己參與公民抗命的經歷和思考。周保松說，"如果自由民主法治公正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黃絲帶或藍絲帶，而是剝奪我們政治權利的體制和在現有體制下享受各種特權的人"，他認為要爭取，就必須團結，因此運動過後，不應再糾纏於藍黃之爭，而應盡可能尋求理解，共同面對前面更為艱難的挑戰。

周保松指出，一個長期崇尚守法且被視為政治現實保守的社會，竟有如此多公民，冒著被催淚被打被捕的風險，承受著和家人和學校和教會分裂的壓力，為著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自發地參與一場為時三個月的公民抗命行動，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更有無數個體在其中經歷深刻的政治啟蒙，成為獨立理性負責任的積極公民，並贏得舉世的關注尊重，我們有任何理由說，這是一場失敗的運動嗎？"2014，絕對是香港的分水嶺"。

周保松認為佔領運動期間受損的商戶，應該得到政府的經濟補償，因為這次運動的目的，是為所有市民爭取最基本的政治權利。同時他引用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認為即使在一個接近正義的民主社會，公民抗命仍應被視為穩定憲政體制的工具。

"國家認同"的障眼法

中國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的在全國港澳研究會年會上稱，港澳回歸十幾年以來，不少人仍然"找不到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所以要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啟蒙"。時事評論人沉舟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文章認為，張榮順玩的是"障眼法"，將港人不認同非人民授權的中央政府，不認同中央企圖阻止港人行使真普選權利而進行的抗爭，視為對國家的不認同。

沉舟認為，香港人抗共始於避共、恐共，不少港人從內地來港，都是為了逃避昔日中國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民不聊生的計劃經濟。當年民主回歸的理念中，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回歸中國不等於歸順中共專制。

沉舟質說，一黨專制政治上的高壓維穩，經濟上的權貴壟斷，時下被人吹噓為突破西方民主僵局，創造更高效率的制度優勢。但代價是必須扭曲法治、滋生腐敗、壓制自由、取消異議，讓人性的公民退化為羊性的臣民，這種極權主義的狼性"再啟蒙"，港人可以接受嗎？

台灣新生代拒共自主

時事評論人蘇賡哲在溫哥華《星島日報》發表文章討論台灣深藍思想誤區，認為很多台灣選民在九合一選舉唾棄國民黨，就是它和自己表面標榜的不統立場愈走愈遠，未能走出一條自主健康的道路。在經濟上不斷向大陸傾斜，掏空了台灣，加深對大陸的倚賴，終於會身不由己，被大陸吞併。

蘇賡哲說，很多人誤以為主張與中共"合作地統一"的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人是最堅定的三民主義者，其實從他們主張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開始，他們就是三民主義的叛徒了。他認為，台灣新生代崛興，他們已脫離了父祖輩以省籍分別主奴關係的意識，而代之以台灣拒共自主思潮。他們即使是外省人的後代，並沒有繼承先輩的主奴思維，而是平視省籍，只求自主。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