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作為政治學家，調查研究了東歐國家的轉型過程，尤其突出對那裡主觀和集體自我尋找的闡釋。您談到耐心，這在一個集權體制轉向民主政治文化過程中是必要的。是什麼事情這麼困難，需要那麼多的耐心呢？

麥耶教授：傳承下來的、或深或淺紮了根的思維方法，即價值取向、觀念、思想和行為模式，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時代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的，是不會在短時間內改變的。這些東西比機構、中堅力量或者經濟機制要頑固得多，因為它們是內在化了的，它們會自然地表露出來，而表露者往往還沒有意識到。在英國，有句話說「Old habits die hard」，老習慣死得慢。這方麵包括對一個包羅萬象的照料性國家的期待，對民主、多黨制和面向全世界的寬容的缺乏。

德國之聲：在俄羅斯，非政府組織現在要為他們能夠繼續工作而奮斗。這是一個表明西方應該拿出更多理解來的例子嗎？

麥耶教授：不是的，因為，即使這些俄羅斯非政府組織受到西方大量的金融資助，也沒法看清他們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以什麼樣的不民主的、非法的、非正規的方式給俄羅斯的政治或社會秩序帶來危害。情況是相反的：正因為一些非政府組織爭取更多的民主和人權，他們在普丁那越來越集權的政府眼裡是可疑的，是看著不舒服的，作為克里姆林宮政治上無法操縱的、越來越弱的公民社會的批評者和承載者。普丁關於加強公民社會的講話不符合政治現實，只涉及忠於政府的協會團體。而與此同時，正在發生著一切批判性的民主力量的靜靜的渠道化和有序化。

德國之聲：在累根斯堡東德畫廊藝術論壇目前正在展覽當代東歐藝術家作品，他們被稱為「越境者」。這些作品是政治藝術嗎？

麥耶教授：答覆首先取決於對「政治的」是怎麼理解的。且不去長時間討論概念問題，簡單地說：只有相當少的作品在狹義上說涉及需要在政治上討論和決定的公眾問題。但它們從很多角度展示，社會政治變化以什麼方式影響個人、影響他們的感覺狀態和他們的未來觀。它們在它們的家鄉也肯定會引起反彈，在那些人們不習慣某些觀念和描述方式的地方，由此「挑動」人們走向寬容和坦率。

德國之聲：你在評價這種藝術時說到社會主義的消極和積極遺產。什麼是積極的，西方可以從這些藝術家這裡學習什麼？

麥耶教授：我說到社會主義遺產的積極因素時，並沒有把目光集中在在這裡展出的藝術作品上，而是就一種泛泛的意義而言。我指出這些社會裡一種特定的人性的、人道的潛力，指出與人交往的積極經驗，實際上的團結，日常生活裡人與人的接近和平等，勇氣和自我表述，尤其是對1989/90年的和平革命裡暈厥者的強大和強大者的暈厥的體驗。這是一個巨大的人道的和文化的潛力，是老自由民主者所不具備的。當然，這是與一個過去了的、失敗了的制度打交道的經驗，但這些經驗賦予那裡的人特殊的強大和從容，耐心和清醒，既能接受新體制的機會，也能承受轉型的困難和負擔。

德國之聲：您認為東歐這個轉型過程會持續多久？

麥耶教授：這個問題只能就局部過程和個別國家來回答，回答時要嚴格區分，尤其是要根據一個國家是否屬於歐盟，或者是否即將屬於歐盟，或者就不是。假如侷限於一個民主政治文化的範圍內，那麼至少需要兩代人的時間，而且是在條件有利、掌權者又不斷努力的前提之下。這是幾乎所有後集權社會的經驗所證明了的，包括1945年和1949年後的西德和1989年後的東德。然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鞏固過程是完全可能在短期內完成的，尤其在歐盟的框架內。

德國之聲：在這個展覽會上，人們說，「越境者」這種類型已經成了一個全球化了的世界上對繼續活下去具有重大意義的一種生存形式。我們對自我的想像也會在不遠的將來改變嗎？藝術家們是全球化的先鋒嗎？

麥耶教授：我們對「成功的自我塑造」的設想必須根據以自由資本主義和全球結網的經濟體制為特徵的高度發展的、「後現代的」社會來改變。一方面，仍然存在著需要，也許也存在著主觀必要性，根據生活裡某些積極的東西，某些讓人達到在一個社會裡被視為價值的東西，來確認自我。這種對固定的依靠和隱秘的尋找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值得疑問的是，從後現代的特性看，穩定的自我是否還有可能存在，總體上作為個人、小集體、社會、民族的建設性原則。從哪方面看我們還需要這種自我？難道它們不比那些也許會導致新的自高自大和歧視的定位和劃分界限更危險？難道它不主要就是這裡和現在所生活著的、經歷著的、創造出的和聯繫著的東西嗎？自我於是被理解成，被實現為現在的過程，現在的作為，現在的現實。於是，自我塑造成了一個開著口子的，永遠沒有終結的過程，成了傳承的與值得盼望的東西的無間斷的主張和質疑。在這個過程裡，藝術家絕對是全球化的先鋒，尤其在還不能被視為後現代的那些社會裡。而這適合於東歐的情況，也許大都市裡和一些小小的中堅團體的一些趨勢是例外。然而，必須區別情況地更準確地下定義，批判地作出反應：什麼是全球化的內容，它們在一定的群體和社會內外分別得到怎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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