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者周保松在《明報》發表《抗命者言》，談論自己在"佔中"運動清場時選擇"公民抗命"，留守被捕的經過和思考。周保松說，經過這兩個多月，年輕一代對於公民抗命的理解，已經有了根本轉變。如果將盧梭在《社會契約》中的話倒過來說，就是香港政府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從"權威"（authority）墮落到"權力"（power）的過程。沒有正當性的權力，最多只會使人恐懼屈從，但卻無法產生政治義務。而當公民不再覺得有服從的義務，公民抗命中最核心的"忠於法律"的道德約束力便會大大減弱。

周保松說，年輕人為民主付出代價，因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給人平等尊重，才能讓人活得有尊嚴。這些價值早已以某種方式走進他們的生命，並成為他們理解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唯其如此，他們才不願意別人用經濟利益換走他們的政治權利；也唯其如此，當他們視為應得的政治權利被粗暴剝奪時，他們才如此深切感受到尊嚴受損。

警察變成"公安"會怎樣？

在雨傘運動中，很多人說香港警察成了"公安"。媒體人賈荃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文章認為，這不是一句玩笑，而值得深刻反思：到底什麼是"公安"，怎樣的制度產生"公安"？

賈荃引證了大陸雜誌《炎黃春秋》刊登的一篇文章《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該文披露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公安捕殺"反革命"運動擴大化，"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已經逮捕了200多萬人，殺了50多萬人"。儘管毛澤東後來要求"剎車"，但是他多次命令和鼓勵殺人："你們已殺了3,700多，這很好，再殺3、4千人"，"今年可以殺8、9千人為目標"；"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0人，這個數目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0餘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賈荃認為，對地方政府的官員來說，有政令，就等於"皇上"下了新的政績考核指標──上頭說做七分，下頭就要做十分，不能輸給同級官僚。所以，很快不少地方便把原來應由專署一級審核的殺人權下放到縣一級。這種奴才之間的"競爭"關係才是最可怕的。

抗爭需要新的策略

時事評論人蘇賡哲在溫哥華《星島日報》發表文章，分析香港"後佔領"問題。他認為佔領行動終結和"六四"不一樣。"六四"之後是徹底的秋後算賬，民運生機被連根拔起，二十多年來沒有死灰復燃。香港佔領運動只是被清場，專上學聯、學民思潮、城邦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組織和網路依然存在，大量參與者也熱情不減，即使有司法上的秋後算賬，也不可能令有生力量銷聲匿跡，而將會是改變鬥爭的方式而已。

蘇賡哲認為，這次雨傘運動的抗爭陣營和保守陣營的表現，都在人們意料之外。大量佔領者在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撲頭的惡劣形勢下不稍退卻，寧願被拘捕、被黑警虐待、被告上法庭留下刑事桉底而視以為榮；唯一動機是他們認為"生於亂世有一種責任"，責任就是為自己和後代爭取公平公義的政治制度。但同時，保守陣營的動員力量也相當龐大，發動大型反制行動，包括示威遊行、簽名運動、到佔領區拆路障、罵陣等，出動人數之多前所未見。據此，他認為未來抗爭需要新的策略。

暴力事件與"群眾路線"有關

澳洲民族问題學者雷國俊(James Leibold)最近考察新疆之後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張彥(Ian Johnson)採訪，認為中國政府民族政策的體系建立在民族收買的基礎上。這是被清朝稱作"恩威並施"的民族統治政策，或者也可以說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黨為那些摘下頭巾的女性提供免費前往上海或烏魯木齊旅遊的機會，把她們樹為摘下頭巾的典範。但是，那些不摘的人，就會失去一些優惠待遇，或者要受到行政拘留"。

最近最近，中共開展了"群眾路線"運動，目的是讓官員們深入基層社區。雷國俊說，他們就是黨的耳目，要確保政策在地方的執行。這些政策會帶來一種反彈。暴力事件與政府滲透到基層有關。"如果你將他們逼到角落裡，有些人就會進行反抗"。但是他表示不相信"高壓鍋理論"，"因為人數太少，問題太遙遠"，"共產黨還投入了大筆資金用來收買大量少數民族的某種默許"。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