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40年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經濟騰飛。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僅佔世界經濟1.8%到現在的15%，僅次於美國，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為全球第一；與此同時，中國也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和出口加工製造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大大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準，近8億人民擺脫貧困，走上小康的道路 。改革開放初期，一批批港商率先北上投資設廠，帶動了中國製造業的興起與繁榮，港商在歷史改革這一頁，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1978年，中國由農村改革開始，啟動國企改革；四個經濟特區的成立，是內地對外開放的重要里程碑；開放改革政策實施不久，大批港商跨越羅湖橋 (連接香港與深圳羅湖 ) ，奔赴內地，興業投資，興教助學，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從此"港商"成為一個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者 "。

習近平 : 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不可替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今年11月，在北京接見香港與澳門參加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活動的代表團時，高調肯定香港商人所作出的貢獻 :"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的直接投資者，一直扮演"走出去"與"引進來"的關鍵橋樑與窗口角色。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首批外資來自香港企業，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來自香港，第一家五星級飯店也由香港商人投資。當時，比鄰香港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香港的企業家窺准時機，第一時間帶著資金、技術把製造業北移，從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開始，向東莞、廣州等地區邁進，參與締造了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奇跡。

早在80年代初、改革開放初期，徐百弟便北上發展，在珠三角、廣州、甚至遠至內蒙古的港資企業擔當管理工作。不久，他開設紡織廠，並把工廠設於廣州，經營紡織製衣貿易，出口歐洲為主，一直經營至今，屬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批北上發展的港商。

徐百弟接受德國之聲採訪，分享港商由改革開放初期至2000年期間，北上投資的重要歷程。早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工業發展以四大製造業為支柱，包括製衣、電子、玩具以及假發，可謂執世界之牛耳。隨著香港經濟不斷發展，薪水及租金成本開始上漲；另一方面，中國開始實施經濟改革，作為全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紛紛推出優惠投資的政策，以吸引港商往內地投資。

徐百弟憶述，國家改革開放初期，珠江三角洲的平均薪水為人民幣70元，相等於一個香港工人的百分之一，由於成本相差太大，再加上大陸地方政府提出許多優惠政策，儘管政策本身並不成熟及健全，許多港商也願意冒險北上投資。

家鄉情結 北上投資

徐百弟告訴德國之聲，國家改革開放初期，許多港商源於對家鄉的情意結，不忍心看見家鄉貧窮落後， 毅然把工廠遷移至內地。徐表示，這一顆熱切赤子情懷，成了當年第一批北上投資港商的主要原因。

於1982年在家鄉東莞開設手袋廠的林暉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在60年代中國大飢荒時偷渡到香港。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拼勁，在香港開了一家小型的手袋廠。改革開放初期，他目暏自己的家鄉百廢待興，心裡感到非常難過，於是決心把工廠搬到東莞，希望可以帶動家鄉經濟發展。

先立足珠三角 後擴至長三角
徐百弟指出，在80年代初期，港商大部份集結在珠江三角洲，直到80年代後期，港商開始轉移長三角、即江浙一帶投資及發展。在珠江三角洲投資的港商，規模較小，產業較多元化；而在長三角，以較大規模的產業投資為主。徐解釋，早於中國解放前，江浙一帶本有許多工業家，尤其以紡織製衣業為鼎盛。這批實業家，在解放後，不少移民香港，著名的如田元灝、唐翔千家族，都是紡織業的翹楚。這批江浙商人，於80年代中後期，得到當地政府的熱烈鼓勵回鄉發展，甚至連國家領導人也親自接見。因此，踏入80年代末期，港商分別已經在珠三角及長三角駐足，共同建立起兩個繁榮的經濟圈。

林暉告訴德國之聲，港商在北上投資期間，把香港一流的管理、技術，法律及營運經驗都一並引入國內，特別在培訓人才方面，在改革開放初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專業人才，使中國與世界接軌，追近世界的發展巨輪。

徐百弟表示，不少港商在內地經營期間，窺准機會，敢於冒險，一方面努力適應當地的法律及營商環境；另一方面，隨著80年代末期珠江三角洲一帶開始發展城市建設，不少港商透過買土地投資，累積不少財富，亦製造了不少神話。

北上投資經營 成功與挫敗 血淚交織
然而，另一方面，徐百弟指出，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法制的不完善，再加上凡事都講關係，不少港商都碰得焦頭爛額、寫下了一本本悲壯的血淚史。徐表示，數十年目睹不少行家，他們的投資、機械被地方政府侵吞，卻是投訴無門，這些情況頗為普遍。徐笑言，香港人北上投資經營，首要學懂一套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第一條，便是要懂得打理好關係。這一道關係學，徐伯弟感嘆道 : "說實話，可謂用血淚交織換來的經驗 ! "

改革開放初期，儘管整個中國的環境確實貧窮落後，然而對比今天，徐百弟仍然十分懷念當年工人們的善良及朴實。徐指出，他們從偏遠的農村走到珠三角去打工，在當年制度不健全、沒有良善監督的工廠裡日夜苦拼、沒完沒了地加班加點，為的是改變自己貧窮的命運，那一股精神，仍然令他懷念及佩服。今天在他工廠裡，一個車衣女工薪水已高達人民5000元，卻整天請不到工人，鬧著工人荒，令他不無感慨。

時移勢易，踏入二千年後期，隨著中國經濟急速發展，土地、物料價格急速上漲；此外，勞工保障的意識提高、社會保障、勞工保障等法例令生產成本大幅上升，再加上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訂單大幅下降，港商經營上面對沉重的壓力。徐百弟表示，更關鍵的是廣東省政府積極發展高端產能，低端產業不斷被邊緣化，因此不少港商無奈地作出選擇，唯有把工廠遷移到內陸地方，甚至亞洲其他國家，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國等地方，個中也面對非常艱苦的適應。徐表示，港商們明白經濟發展帶動的改革，令經營環境轉變，然而，由當初積極地被邀請回國內投資，到今天要被迫遷移他方，不少人心裡也有一點酸溜溜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