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今年夏天您去北京的時候也親眼看到過成百上千的人在公園裡一起唱歌的情景，當時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黑伯勒：我當時觀察了一下，人們看起來都特別高興，他們在一起聊天，開懷大笑，很熱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我很同情他們，如果我會唱這些歌，我也會加入進去。

德國之聲：作為一個中國社會變遷問題的研究者，您認為這些年老的人一起唱革命歌曲的原因是什麼？

黑伯勒：文化大革命的歌是這代人人生的一部分，每一代人都有共同的感情和觀念。另外我覺得是社會的原因，上歲數的人會感覺社會拋棄他們了，淘汰了他們。我自己在中國社區考察的時候，有很多45歲以上下崗的婦女和50歲以上下崗的男人，他們沒工作，也沒事做，覺得生活非常無聊。再有，這和社會價值觀的衰落也有關係。很多人認為，文革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是很密切的，人們之間互相幫助。1977年到1981年我在中國工作，那時候中國人很窮，但是差不多每個人都有單位照管他們，給他們提供社會福利。可是現在大部分人都不關心社會，不關心弱勢群體，覺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政府重視經濟發展，但是在社會福利方面做得很不夠。退休金很低，一部分下崗的工人依賴社會低保。從政治學角度來分析，這是一種沉默的抗議。向政府表明我們還存在，別忘記我們。這是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新的自信心的表現。

德國之聲：這一代人經歷了文革、上山下鄉，後來又經歷了改革開放、下崗失業，他們可謂是中國最不幸最失意的一代人，但是現在卻仍在唱紅色歌曲，這難道不是他們對造成一代人命運悲劇的原因認識不清嗎？

黑伯勒：不能這樣說。我覺得，雖然文革的時候人很窮，但是都很窮，所有的人都很窮。當時的社會是相對平等的，不存在什麼貧富差異。我有一個朋友在德國教中文，文革時他在黑龍江的一個農場工作。兩個月前他來我家做客，一個晚上都說當時怎麼幸福，怎麼好，怎麼和諧。距離那段時間三、四十年都過來了，但是他認為現在的情況和那時候比，還是那時候好。

德國之聲：中國政府一向對群體性事件十分敏感。政府現在也知道老百姓聚在一起唱歌不僅是為了娛樂，同時也是對社會對政府不滿的抱怨。現在中國政府不但不禁止這項活動，相反卻大力推廣，這是不是政府有意借這種形式疏導群眾不滿呢？

黑伯勒：一方面他們唱革命歌曲，沒有提出反對政府、反對黨，所以這對政府來說不是很危險。另外不能說所有的人有同樣的感覺。有的人沒有別的事幹，也沒有參加別的活動的機會，所以來唱歌；有的是對社會不滿；有的人因為身體不好，把唱歌當作體育鍛煉。每個人參加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樣。

德國之聲：如果把集體唱革命歌曲作為一種發洩手段，這種效果可以長期維持嗎？

黑伯勒：如果你不允許他們唱歌，他們應該怎麼辦呢，他們更不滿意。通過唱歌把內心的不滿表現出來，之後感到很舒服，很滿意。這對社會沒有什麼挑戰，所以政府肯定不會干預，相反會很高興，老百姓出去唱歌，不反對政府，也不遊行，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