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經通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鄧小平在一年中談了二十多次政治體制改革。當時頗有一些人樂觀地說："改革不可能逆轉"，"文革不可能重演"。

薄熙來在重慶剛開始鼓吹"唱紅打黑"，敏感的知識分子就驚呼"文革來了"，起初似乎"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現在情況不同了，連溫家寶總理都認為有必要在今年人大閉幕的記者會上發出警告："'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這是不是危言聳聽呢？

1980年代多數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這是一個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現在有不少人相信"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甚至認為"再搞文革"是好事，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新現象。三十多年過去了，社會結構和社會心理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當年最痛恨文革並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兩類人。一類是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走資派"、"反動權威"和"地、富、反、壞、右"等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這些人現在已經走得差不多了，沒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類是在四五運動中沖鋒陷陣的青年人，包括從來沒有長過薪水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這些人中最年輕的現在已經接近"耳順"之年，筆者近來經常參加這一代人的追悼會，譬如說去年底離開我們的四五運動中的著名"小平頭"劉迪。在現在的人口結構中，沒有親歷過文革（文革結束時尚未成年）的人已經佔了多數。而由於當局禁止研究文革，禁止出版有關文革的書籍，在教育中迴避歷史陰暗面（大躍進-大飢荒，文革大災難，六四鎮壓），使現在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對於文革的免疫力。

上面所說的兩類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經是文革的擁護者。人們常常要通過自己的直接經驗，才能真正吸取歷史教訓。最大"走資派"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文革決議時投過贊成票。四五運動時的抗議者，也曾經是在天安門廣場上山呼"毛主席萬歲"的"紅衛兵"。文革並不是"四人幫"或者毛澤東想搞就能搞得起來的，這個運動的發生是有群眾基礎和理論基礎的。

文革爆發前夕，中國的干群關係已經緊張到了一定的程度，群眾心中的不滿已經蓄積了很長時間。而當下的官民矛盾和衝突，民眾對於權錢交易和兩極分化的不滿，比1966年的時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澤東關於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繼續革命理論，關於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關於消除城鄉、工農、體腦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設想，曾經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誘惑力。而薄熙來的"唱讀講傳"、"打黑除惡"、"共同富裕"、"五個重慶"，同樣具有欺騙性和誘惑力。在三十年來都沒有認真清理毛澤東思想的情況下，毛澤東那一套民粹主義的理論和手段，完全有可能再次成為政治野心家手中的"精神原子彈"。

搞民主選舉，必須獲得多數選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運動，並不需要獲得多數人的贊同，只要有一批狂熱的青年人（沖鋒隊、黨衛軍或者紅衛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變世界"。希特勒剛上台的時候，他並沒有獲得議會中的多數議席，他一手利用權力一手利用群眾，就可以推翻魏瑪民主制度。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大多數黨員、幹部是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在整個文革期間，群眾的大多數都是保守派和逍遙派，但是毛澤東文有江青、武有林彪，再加上周恩來幫他支撐經濟，就可以利用少數文革勇敢分子實現"亂中奪權"的目的。

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官方媒體和民間知識分子都稱之為"社會法西斯"。到1990年代，余世存提出了"次法西斯"的概念。筆者在兩年前則發表了《警惕"經典法西斯"》一文。文中寫道：經典法西斯運動的露頭，已成為中國迫在眉睫的危險。當政治野心家試圖與一部分群眾相結合，通過打民意牌爭奪最高權勢，"理論-群眾-領袖"的"三位一體"浮出水面的時候，就意味著法西斯運動正在從"次法西斯"提升至"經典法西斯"。法西斯運動領袖人物的產生，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尋覓、激勵和擁戴。一方面是潛在領袖人物經過形勢判斷和政治試探，以"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姿態"粉末登場"。最後的一出，則是利用完"民意"之後的"卸磨殺驢"，就像希特勒對待沖鋒隊。今天，警惕經典法西斯運動在中國得勢，就要緊緊地盯住那些潛在的法西斯領袖人物，監督和批評他們的每一言行舉止，防止法西斯"理論-群眾-領袖"的"三位一體"，成為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凶惡的破壞力量。

因此，我們切不可忽視毛派理論對於群眾尤其是青年不滿心理的利用和誘惑，忽視"平西王"與"烏有之鄉"的政治結盟。

作者：陳子明

責編：吳雨

作者簡介：陳子明，1952年生人，畢業於北京化工學院和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中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曾任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周報》總經理。多次因參與民主運動繫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