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斯皮爾伯格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寫了一封信，呼籲中國對蘇丹政府施加更多壓力，敦促其制止達爾富爾地區的種族屠殺。西方人權組織批評中國阻撓國際社會對蘇丹採取制裁，從而縱容了蘇丹政府在國內侵犯人權的行徑，同時還向蘇丹出售武器。斯皮爾伯格表示，如果中國方面在對蘇丹的政策上不作出改變，他可能結束與北京奧運會的合作。

這是斯皮爾伯格第二次致信胡錦濤。第一次是在今年4月，當時他的好萊塢同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米亞•法羅曾警告，如果這位大導演為08奧運做宣傳，有可能成為北京奧運會的裡芬施塔爾。後者是德國30年代著名導演兼攝影家，曾為1936年柏林奧運會拍攝大型記錄片，被批評通過藝術為納粹的意識形態作宣傳。

這一指責無論對斯皮爾伯格還是對中國都十分尖銳。尤其是將人權問題與奧運會掛鉤，對中國的國際形象產生負面影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非洲問題專家王洪一認為，在米亞•法羅、喬治.克隆尼等好萊塢明星為結束達爾富爾的人道災難大聲疾呼的同時，中國與蘇丹的外交接觸變得頻繁，蘇丹問題似乎出現了轉機。4月初，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翟雋作為特使出使蘇丹，敦促其接受聯合國維和干預。不久後，蘇丹同意了聯合國和非洲聯盟的維和部隊進入達爾富爾地區。

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的蘇丹問題專家韋伯女士也認為，可以明顯觀察到蘇丹問題的新發展。她說：「中國的批評態度更加明顯，因為解決達爾富爾危機也是中國的利益所在。同時中國不希望讓這一問題給奧運會帶來麻煩。中國的一系列外交努力，尤其是最後一次高層會談後，蘇丹對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作出了積極回應。」

但西方人權組織認為，蘇丹政府的新立場仍不足以改變達爾富爾的現狀，並希望中國作出更多行動。中國是蘇丹最大的石油進口國，蘇丹石油出口的一半以上被運往中國。中國還在蘇丹進行了大量投資。韋伯女士認為，鑑於兩國密切的經濟合作與往來，中國的確能夠向蘇丹進一步施加影響，不過，她也認為，「多種因素決定，對中國與蘇丹的互動關係不能抱太大的期望。因為中國本身的人權狀況並不值得誇耀，因此不能期待一個本國人權問題飽受指責的國家去批評另一個政府侵犯人權。」

斯皮爾伯格作為奧運會的藝術顧問，並沒有承擔具體的職責，但他的名人效應就是北京奧運的一塊招牌。斯皮爾伯格的發言人表示，將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就是否繼續與北京奧運的合作作出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