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共產黨的長征傳奇和在陝北的革命介紹給西方，斯諾是第一人。其實，斯諾當時為之服務的「星期六晚郵報」並非「進步」報紙，但作為該報駐中國記者，斯諾在北京的熟人大多是左派知識分子，其中有魯迅、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和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

1936年，宋慶齡為斯諾提供了機會，使他跨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敵對戰線、前往共產黨退卻到達的最後一塊貧瘠的土地－陝北延安。斯諾在「解放區」生活了四個月之久，他採訪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為倫敦的「標準晚報」和「生活」周刊寫專題報導。

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及其在陝北的生活鮮為人知，斯諾的這些報導深受讀者歡迎。在這些報導中，紅軍長征成了傳奇般的經歷，斯諾把毛澤東描寫成一個具有「林肯一樣瘦削身材」的「農民革命家」，從毛澤東身上「無可否認地可以感受到某種決定命運的力量」。

斯諾的巨著「紅星照耀下的中國」也具有這樣的力量。這本書開始在英國印刷出版，不久就譯為多種語言文字。這是有關毛澤東的第一手訊息，激起了西方讀者對毛澤東的同情。當時，美國人對蔣介石心懷疑慮，尤其因為他與富有的宋氏家族的女兒結婚，美國公眾普遍認為他腐敗、不民主。

這樣的聲音在芭芭拉.圖赫曼為美國約瑟夫.沃倫.史迪威將軍寫的傳記中更為明顯。史迪威是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他本來的任務是代表美國輔佐蔣介石抗擊日本，但他的戰略與蔣的戰略迥然不同。

此外，以戴維斯和塞維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外交官主張共產黨與國民黨組成聯合政府，他們認為，只有毛澤東和周恩來有能力驅逐日本人。他們深信，中國的共產主義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因為史達林就曾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哈裡曼說過，中國的共產主義是「水蘿卜式的共產主義：皮紅內白」。

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歐洲也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主義的政權儘管是威權統治，但與蔣介石政府相比，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更好方式。儘管後來的「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看法直到毛澤東死後仍然持續下來。經過鄧小平，威權統治甚至好像獲得了「人性的面孔」，能與資本主義經濟相匹配。

不過，這一切已經過去了。今天，毛澤東的肖像仍然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但他已失去實際力量，卻更多了一圈神像般的光環。今天，中國的上空仍然懸掛著一顆紅星，但它已不再發光了。當年那共產主義的理想，其實已是歷史。資本主義的現實經濟力量，填滿了大街小巷，正湧入水鄉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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