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相比幾周前，近日就中國在疫情初期的疏失問題發表看法的德國政界人士已經明顯增多。執政的社民黨籍聯邦議員、外交事務黨團發言人施密特(Nils Schmid)本周二(4月28日)在接受《明鏡周刊》採訪時就說，就疫情起源問題應當展開獨立調查，這能夠阻擋陰謀論的傳播。他認為，應當借鑑前些年抗擊埃博拉疫情的經驗，由世衛組織牽頭調查，"這樣的做法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利益。"

不過，與梅克爾同屬基民盟的聯邦議會議員、德中關係議會小組副組長、衞生政策專家屈訥(Roy Kühne)的表態就要謹慎得多。他對德國之聲強調，當前的政治工作應當聚焦於抗擊疫情，這才是全人類所面臨的重大挑戰。至於全球是否因中國早期疏失而錯失遏制疫情之良機、中國的生物實驗室安全問題是否為可能的起因等議題，屈訥表示，他"不願就這些暫時完全基於猜測的假設性問題發表看法"。

據《明鏡周刊》披露，幾天前提出對中國展開獨立調查的澳洲政府，現在正試圖拉攏德國與法國；澳洲总理莫裡森(Scott Morrison)近日曾致電德國總理梅克爾以及法國總統馬克宏，希望德法兩國也能參與針對武漢疫情爆發起源的國際調查。但是，德法兩國政府都對此十分謹慎。

德國總理府發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只是說，首先要抗擊疫情，然後才能來處理責任問題。塞伯特還特別強調，在責任問題上，國際合作十分重要。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近期則只是表示，中國應當在疫情起源調查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在野黨：支持調查 不支持追償

相比之下，德國在野黨的議員在這個問題上的表態更為具體。長年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綠黨議員鮑澤(Margarete Bause)對德國之聲表示，一方面，當前抗疫確實是全球第一要務，但是在疫情之後開展獨立國際調查也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利益，"只有依靠透明的、科學的調查，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從而在今後更好地防範疫情。"

這位綠黨議員還說，越早公開訊息，社會各界就能越早、越具針對性地出台防控措施，"北京本應該更早地開誠布公。而現在，關於新冠病毒的各種猜測滿天飛，有些真的是毫無根據，正是出於這些原因，我支持成立一個獨立國際調查組。"

自民黨議員、聯邦議會德中關係小組成員佛格爾(Johannes Vogel)也支持成立國際調查組，因為這有助於全人類加深對新冠病毒的瞭解。"全球蔓延的疫情不會止步於國境線，因此也必須靠全球合作來應對。這也是為了確保在下一場疫情來臨時，我們能及早做出響應。"他特別對德國之聲強調，追尋疫情源頭時，不應當介入到各種猜測之中，而應始終等候可靠的報告。

佛格爾同時也提醒，歐洲正處於和中國的體制競賽之中，一方面需要堅決回擊中國的宣傳言論，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今後更多地與亞洲地民主政體開展政治與經濟合作，打造一套"中國以外戰略"(Beyond-China-Strategie)。

至於美國部分聯邦州或者德國《圖片報》總編提出的對中國追償議題，佛格爾認為，這種訴求不太合適，也不太具備可操作性。鮑澤、屈訥等其他德國議員也都迴避了德國之聲就此話題的提問。

截至發稿時為止，德國聯邦議會總共六個黨團中，只有左翼黨以及右翼民粹傾向的德國另類選擇黨沒有就向中国追責問題回復德國之聲的採訪請求。

國際法專家：追責中國缺乏司法可操作性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國際法研究所的馮‧博丹迪教授(Armin von Bogdándy)認為，像美國密蘇裡州那樣提出對中國的追償訴訟，成功希望十分渺茫，因為"即便連美國的法庭也都認可主權國家的司法豁免地位"。他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指出，法律層面上，中國到底是否在疫情早期出現疏失、是否依照《國際衞生條例》(IHR)盡到了向WHO等國際組織及時通報疫情的義務，仍然是一個有待核實的事實性問題，"可是目前為止只有一些媒體報導指出中國沒有盡到義務。即便能夠證實中國沒有盡到義務，也難以找到合適的國際法庭來仲裁案件。海牙的常設國際仲裁庭，只有在中美兩國都願意的情況下才能就此案進行仲裁，可是當前這兩國不太會願意這麼做。"

博丹迪進一步指出，此類追償訴訟十分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其他國家蒙受的損失，有多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早期應對疫情不利？"我不贊同將歐洲蒙受的損失全都算到早期應對不力的中國頭上。許多問題的因果關係、責任關係都不清楚，比如，假如中國提早六天公佈疫情，全球疫情是否會呈現完全不同的走勢？我對此表示懷疑。"

至於向中國派遣獨立國際調查組的問題，馮‧博丹迪教授指出，根據現行國際法，這必須要獲得當事主權國家的許可。雖然《國際衞生條例》規定了中國有向國際社會通報衞生工作狀況的義務，世衛組織也具備對中國所提交報告的有限問責權力，"但是原則上，不管是世衛組織還是其他國家，都只有在中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才能派遣國際調查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