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十年，有三十多種這樣的病毒進入了人的機體。對這些病毒，無論是驚慌失措、還是漫不經心，給人類造成的後果可能超過病毒本身帶來的損失，社論接著寫道：

「自『非典』爆發以來，已有近七百人死於這種新的肺炎。來自香港的鐘表商不得不撤出瑞士鐘表博覽會，亞洲學生被拒之美國貝克利大學門外，國際航班乘客寥寥無幾，德國的企業召開緊急會議，亞洲的經濟增長處於危險之中。中國甚至要處決不遵守隔離規定的病人。一些經濟學家說，『非典』給世界經濟的棺材提供了釘子。部分人一時陷入了集體恐懼之中，造成的結果是：受到打擊的經濟和遭到削弱的醫療衞生體系比病毒本身造成的損失更大。」

社論引用生物學家的話指出，新病毒正在與人類賽跑，更危險的病毒造成的瘟疫爆發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由於病毒的蔓延不受國界限制，只把世衛組織作為一種沒有任何權力的訊息中心是不行的，社論最後寫道：

「因為病毒比恐怖分子和流氓國家更危險，所以必須盡快建立一個職權與聯合國安理會相同的國際機構。在與新瘟疫做鬥爭時，使用否決權毫無意義。人類的繼續生存不能依賴瘟疫爆發的幾個國家隨意做出的反應。這樣的反應有時可能很好，例如1997年，致命流感病毒在香港造成瘟疫流行，香港政府聽取了科學家的意見，宰殺了140萬只雞。但有時做出的反應就可能很糟糕，就像中國幾個月前所做的那樣：由於黨的幹部好幾個星期視而不見，『非典』才得以廣為蔓延。至於病毒下一次發起攻擊時，情況怎樣，關鍵在於國際大家庭能否成功地組織起來，對新病毒開展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