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者認真探討東亞問題

五月底的德國，陰霾漸去，初夏欣至。波鴻大學東亞系的研討會場擠滿了希望讀史鑑今的學者學生和熱心聽眾。剛剛結束二戰60周年的深刻反省，他們又進入一場同樣因二戰歷史而發的東亞新衝突的討論。記者觀察到，現場六、七十名聽眾中，有近十張東亞面孔。參與發言的眾人中，沒有聲明是來自日本的。

長達兩小時的討論會由學者發言和聽眾討論兩部分組成。重點的前一部分由邀請來的學者和專家發言，發言人分別有：

埃伯特， 波鴻大學東亞政治研究

辜學武教授，波鴻大學東亞政治研究

堪姆皮特博士，德國駐東京大使館

克雷納教授，波鴻大學東亞經濟研究

克羅特博士，波鴻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

李恩政博士，哈勒大學政治學講師

馬梯亞斯教授，波鴻大學日本歷史研究

馬梯亞斯教授：少量教科書引發大規模抗議潮，發人深思

女學者馬梯亞斯教授主持了討論會。她首先從數據上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數量上絕對佔小部分的教科書會成為一個導火索。她舉出統計數據，引發爭議的教科書是由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屬下出版社出版，在絕對數量上是很微小的。但就是這個小火星，引發了中韓民眾大規模的抗議潮並升級成東亞衝突。

馬梯亞斯教授由此分析了日本戰後的民族心理發展。從1990年代開始，日本由於在世界經濟上的影響力日盛，希望在政治上也漸漸擠入世界主流。因此日本十分敏感二戰歷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反映在重視書籍和媒體報導中的二戰歷史以及日本的形象。馬梯亞斯教授認為，教科書事件也透露出日本新的民族主義勢力抬頭。

「不僅在日本，而且在國際上，新的民族主義勢力正在崛起。」馬梯亞斯得出更深刻的結論，並表示此情堪憂。

堪姆皮特博士：日本沒有大屠殺紀念碑，原子彈讓日本人獲得了心理上的釋放

受艾勃特基金會贊助、在德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多年的堪姆皮特博士則對日本戰後的民族心理進行縱深剖析。

堪姆皮特博士比較德國和日本對二戰歷史反省的態度，德國是絕無僅有地徹底反省二戰，而相對其他國家比如日本，這方面遠沒有德國來得深刻和全面。「比如說，日本沒有屠殺紀念碑。日本當然嘗試過其他方式的對侵略戰爭的道歉和賠償，但是沒有屠殺紀念碑。而屠殺紀念碑是對上述歷史問題反省的另一種形式，更多是心理上的。」

「當然，我們不能進行如此簡單的比較。」堪姆皮特博士分析了德國與日本戰後面臨的不同壓力：「德國位於歐洲中心，必須對她侵犯過的鄰國有所作為，有所交代。而且德國一直存在於與周邊密切合作的歷史當中，迫切地需要與歐洲獲得理解和共識。而日本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日本是個孤立的島國，戰後日本天皇也沒有因此被廢除。在美國的庇護下，日本的保守勢力得以殘存並繼續發生作用。」

堪姆皮特博士認為，美國的縱容也使得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得以區別歸類，那就是日本不是戰爭的主犯（Täter），而是同謀(Alliierter)。在上述種種歷史原因下，日本對過去、對戰爭責任的態度，更多的不是去理解（verstehen），而是去忽視（ignorieren）。

另外，堪姆皮特博士認為，日本人在戰爭末期遭受了原子彈的沉重打擊，因此也自視為戰爭的犧牲品，這或多或少使日本人得到心理上的釋然。而對深受其害的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和韓國，對日本的「健忘」卻無法釋懷。

解決東亞爭端應借助於國際社會

哈勒大學講師、韓國裔女博士李恩政向聽眾描述了這樣一個奇怪現象：當今，日本人與韓國人在文化上愈發融合，但對歷史的態度上卻依然難以磨合。在最近的調查表明，韓國人憎恨日本情緒達到20年來最高水準。再加上韓日之間的竹島之爭，讓韓國人對日本的歷史觀產生了懷疑。

在波鴻大學東亞政治系執教的華人學者辜學武教授以東亞局內人觀點，分析文化相近的中日兩國為何反而難以相互理解。「中國人認為日本人在道德上出了問題。但是日本人則以中國非民主政體為由從根本上懷疑了中國人的合理要求。」他認為：「目前的中日之爭不只是權力鬥爭，摻雜其中的是中日對二戰歷史的極大反差，即日本對歷史的遺忘（Vergessenheit），以及中國對歷史的狂熱(Besessenheit)。」

辜學武教授也提出了他的看法:「我感覺，中國人和日本人自己沒有能力解決當前的衝突問題，因此，解決東亞問題還需要國際社會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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