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正式成立，被官方定義為「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偉大實踐。在當時的宣傳中，這象徵著新疆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然而，美國羅斯-豪曼理工學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新疆問題專家葛羅斯(Timothy Grose)教授指出，如果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中國官方同化政策「一定程度的連續性」。不過，這並非一個直線性的過程，它一直要面對各種變數，在隨後幾十年的歷史中逐漸一一浮現。

與自治區同年成立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個集黨、政、軍、企為一體的特殊組織。它以「屯墾戍邊」為使命，深刻地改變了新疆的經濟結構、人口分佈和社會面貌。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新疆問題專家拜勒（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兵團在歷史上就扮演了國家先鋒的角色。它不僅在鞏固控制方面發揮作用，還與刑罰系統和監獄系統密切相關，在新疆近幾年的大規模拘留系統中扮演了領導角色。

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在新疆邊境地區進行政治鼓動。1962年，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超過六萬名中國公民越境進入蘇聯，史稱「伊塔事件」。這一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在新疆面臨的首次嚴重信任危機，北京對少數民族忠誠度的疑慮也因此加劇。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包括維吾爾文化在內的少數民族文化曾經歷了大約15年到20年的文化復興期。圖為1987年一位年輕的哈薩克牧民騎著馬，背著一台音響，去和朋友們聚會。

從80年代的文化復興與騷亂並行，到90年代暴力事件頻發，新疆的民族矛盾在不斷累積。2009年的烏魯木齊騷亂是衝突的頂點。然而，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直到2013年和2014年，維吾爾人實施的暴力事件「才真正符合國際上對恐怖主義的界定」，特別是發生在昆明的襲擊事件。這些事件被中國官方定性為類似於"中國的9‧11"事件，這真正成為了構建高科技監控系統的動力。

2014年「嚴打」後，新疆迅速被高科技監控網路覆蓋。人臉識別、大數據和人工智慧被用於預測和管控社會。學者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在高科技監控系統的輔助下，「非本地人、非維吾爾人、非哈薩克人可以自由旅行並感到完全安全」。而中國官方可以通過車牌識別、人臉識別和手機Wi-Fi探測器等方式，追蹤居民的數據、行動和數字歷史。

自2017年起，一個龐大的「再教育」拘留營系統在新疆各地出現。官方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旨在「去極端化」。Darren Byler 教授分析，該系統最初借助「診斷工具」，通過掃描手機等方式決定誰應該被送進拘押營。隨後，該系統轉變為「訓練人們應該如何參與勞作」的工具，目的是培養「一個順從的群體」。

身份的重塑是系統性的。近年來，新疆教育系統全面轉向普通話教學，同時官方通過「靚麗工程」等活動引導社會審美。中國研究學者 Timothy Grose 教授認為：「這場運動的核心，是通過重塑教育、審美和語言，來切斷維吾爾文化的代際傳承。其最終目的是創造出一代與自身文化和歷史脫節的『新公民』。」 Grose 教授強調，所有這些政策都旨在「掏空」維吾爾身份中伊斯蘭教和突厥語言等「最有意義的元素」。

近年來，「大美新疆」成為中國國內旅遊的頂流，被官方視為其治理成功的最終證明。這種旅遊熱潮將一種被允許、被規範，幾乎普遍是歌舞的「維吾爾文化」商品化和奇觀化。Timothy Grose 教授指出，「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有幾個目的」，其中之一是讓遊客「親眼看到」這種文化的蓬勃發展，從而對新疆「侵犯人權的指控產生疑慮」。

為了配合旅遊業發展，許多城市開始拆除街頭部分安裝在表面的監控設備。這究竟是真正「正常化」的開始，還是一種治理策略的轉型？Darren Byler 教授認為，監控系統「主要是對局外人變得不那麼可見了」，但如果你是維吾爾人，這些監控工具對你來說「仍然非常有效」。他補充說，「有很多監控在後台發生」，大多數人不會意識到。

從「民族自治」的承諾到「全面社會重塑工程」，新疆在70年裡走過了一條曲折且充滿爭議的道路。今天，在旅遊熱的表象之下，一個高度管控的社會新形態已經成型。（資料圖片顯示1996年7月22日倒塌的白楊河大橋，阻斷了通往烏魯木齊的陸路交通）

為理解這段複雜的歷史，兩位新疆問題專家強調了兩個核心事實。第一，與新疆的深刻關聯： Timothy Grose 教授強調，任何遊客都應該承認並認識到，他們所前往旅遊打卡的新疆，原本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合法生存的家園。他們與這片土地的「深刻的聯繫和歸屬關係」是遊客需要理解和重視的。

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中國警方用於界定「極端分子」的「75種極端主義行為清單」是「非常非常廣泛的」。其中包含了「齋月期間的禁食、保持清真標準」等基本宗教習俗。他總結道，這說明維吾爾人被針對的原因「並非真正與政治傾向和暴力有關」，而是基於他們的「種族和宗教」身份，這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反恐計畫都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