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此前，歐盟中國商會主席表示在華外國人數已經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的80多萬減少到了去年底的40多萬，在今年夏天將繼續減少一半至20萬。此外，有4月的非官方民調也顯示在上海的外國人有一半表示計劃馬上離開中國，另有37%的人將根據未來的發展形勢做出決定。以下是八位長期生活在上海的外國僑民，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從事不同的行業，但幾乎無一例外的因為這場突如其來的封城而改變了對上海這座城市的看法。 

Matthieu，47歲，法國 

Matthieu已經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過去四年一直在上海從事工業材料回收的工作。他還在上海，但計劃今年離開。 

「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剛回到了歐洲。在四月中旬的時候我們就已經能感覺到上海夏天以前都不會恢復正常。我們的兩個女兒都不到六歲。她們無法上學，無法出門和朋友們玩，更有可能如果感染成了陽性會被帶走。最後一點對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紅線。雖然很多國家都採取過封城防疫的措施，但這次上海的措施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對於離開上海，我感到很傷心。我在這個國家度過了差不多半輩子，這裡有很多我以後會朝思暮想的朋友們，但是我必須坦率的說，經過這次封城，我不認為上海能夠回到從前。首先，封城會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其次，很多外國僑民都會離開。最後，我認為之後的經濟形勢會很糟糕，不光是我從事的工業行業，還有很多直接受到衝擊的小微企業。 

2020年時，中國的防疫政策很奏效，我們外國人也覺得在中國很安全，生活也能維持正常，雖然我們無法像以前那樣跨境旅遊，但是這次的上海封城已經證明了『零容忍』政策有它的侷限性。我覺得我已經遵守了我可以遵守的一切中國特色法律，但這次我無法繼續容忍了。 

過去十年裡，我們一直看到中國在不斷強化對社會的控制，但是之前我們都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而已，這次的上海封城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的真實面貌和今後可能會發生的更多事情。 

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都沒有任何的惡感。我非常熱愛我的朋友和鄰居們。他們在封控期間紛紛向我們伸出援手，讓我十分感動。我想說的是，這次受到傷害的不只是我們外國人，本地人也一樣。但是他們不像我們那樣有說走就走的選擇。」 

Plamen，39歲，保加利亞 

「2011年我帶著我的商業計劃雄心勃勃來到上海，立刻被這座充滿活力和商機的國際大都市所吸引了。十年後，我擁有了一家食品進出口公司，在這裡成了家，並與我的中國妻子生了一兒一女。直到疫情爆發前，我們在中國的生活都非常幸福。而現在，我們每天只是在為生存而活著，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務是能滿足生活最基本的需求，讓我們身體和精神都不要垮掉。 

我和妻子決定今年八月就離開上海，移居法國。我們的女兒今年九月就要上小學了。我們認為到時候上海的外籍教師資源將非常稀少，而且目前的中國教育體制的核心價值觀變得讓人越來越擔心。我們同時也擔心中國的國門不會打開，使國際旅行變得更不可能。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整個疫情過程中，國際貿易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是做食品進出口的，由於各種防疫要求我們的生意很難做，而且將來中國市場的前景也變得越來越不好。  

對於離開，我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面，在上海封城期間所發生的的各種極其不人道的事件，譬如陽性感染者遭到的對待，孩子與家長的被迫分離，寵物的被虐待和獨家老人因為得不到救助和物資慘死家中等等，都讓我感覺異常的憤怒和失望。但另外一方面，我對能回到歐洲，探望家人和開啟新的生活篇章感到很興奮。 

有一點我很確定，那就是上海再也不會是以前的那個上海了。上海曾經是一座充滿活力的國際大都會，連接中國和世界的窗口。現在外國人都離開了，這座窗口還會存在嗎？封城後的陰影會籠罩上海很久，讓它受損的開放、包容、前衛的形象很難恢復。也許以後我還會來出差，但是我再也不會住在上海了。」 

Gorkem, 35歲，土耳其 

Gorkem在上海從事國際物流行業已經十年。 

「封城和坐牢沒有差別。整件事情中沒有任何邏輯可言。看到上海人民因為物資匱乏所遭受的苦痛，我感到很可怕。這次的事件不公正，不合理，侵犯基本人權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 

讓我尤其無法理解的是，中國是一個科技大國，在防疫方面也充滿成功經驗，本該更有能力更好的應對疫情，但為什麼在這次封城中可以如此不講科學，對經濟和人權產生那麼大的破壞？ 

雖然我也擔心我自己的基本生活供應，但我更擔心的是那些沒有固定工作，沒有基本社會保障的人群。他們沒有了工作，沒有了收入，如何繼續生活？我想很多人會因為飢餓而死，而不是病毒。 

我目前還沒有離開的計劃，但是我覺得我會盡早離開。對於上海的未來，我認為她將永遠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也將永遠吸引外資、出口和物流。她的地位不會一夜間就消失，但是國際資本需要看到的是穩定和良好的投資環境，他們在中國投資建廠建倉庫不是為了時時刻刻都要被關停的。所以外資的撤離是必然的。」 

Matina， 34歲，希臘 

Matina是個工程師，曾在中國多地服務當地的船舶製造企業。她在五月初臨時決定離開上海，回到了希臘。 

「在封城一個月後，我意識到解封遙遙無期，每天想到一旦感染成陽性就會被帶去隔離，我就覺得如夢魘一般。做出決定是一個痛苦和充滿壓力的過程。雖然我感覺很失望，但是我提醒自己回國後能夠享受到的自由和安全，能看到已經兩年半沒看到的家人和朋友，我就會感覺好起來。 

我從沒想到過我會以這種方式離開中國，連對朋友道別的機會也沒有。對我來說，這將永遠是一個遺憾。 

整個回國的準備工作中最難的就是決定哪些東西帶走，哪些東西留下。我當時就知道我有可能再也回不來了，所以選擇過程尤其謹慎費時又充滿痛苦。 

在去機場前幾個小時等車的時候，我整個人都非常的沮喪。當我在機場的時候，我還難以相信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但當我最終坐上飛機的那一刻，我的一切疑慮都煙消雲散。 

剛回到希臘，我有些不太適應。希臘人早已把新冠病毒當做不存在了，所有的地方都是擠滿了人。 

我現在充滿了困惑。我不知道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麼。一方面，我很想念上海，我的朋友們和我在那裡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我計劃在希臘找到工作，留在國內。因為我覺得上海的管控措施近期內都不會改變。 

對上海的未來，我充滿了悲觀。我不相信上海還能回到從前。即使某天防疫政策取消了，所有在上海的外國人都已經走光了。我在上海幾乎所有的朋友都馬上要離開了。也許有一天，如果我在希臘找不到工作，中國又開放了，我還會考慮回到上海。 」

Milad，41歲，伊朗 

Milad是從事工業原材料進出口的，在上海已經生活了15年，妻子是上海人，有兩個讀中學的女兒。 

「前兩年疫情剛爆發的時候，全世界都因為疫情深受影響，而中國很快讓社會秩序恢復了正常，我們的日子也過得挺滋潤的。這一次封城我們的生活的確很難過，但是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們也並沒有什麼別的選擇。 

對我來說，最大的影響是我沒法出去見朋友，我的生意也變得很難做，每天也還有很多日常需要的物資我們得不到。但總而言之，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去適應新的情況，讓自己變得更強大。我覺得不管身處何地，總是有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生活也總是要繼續的。我個人不會僅僅因為我們目前面臨的困難選擇離開上海。 

如果哪一天因為大災大難，生意也做不成了，那時候我才會考慮離開上海。就目前來講，上海是我的家。上海是一座充滿活動的大城市，不管發生了什麼，她都能恢復過來，因為一切都是靠人。我相信上海永遠不會喪失她獨特的魅力。」 

Maxim，29歲，烏克蘭 

Maxim大學一畢業就來到了上海，一呆就是六年，從事過各種行業，現在是一家北歐電氣機械零件公司在上海的經銷代表。

「對我來講，封城最難忘的經歷是讓我嘗到了監獄的滋味。我覺得政府非常成功的複製了監獄生活所具備的所有元素：每天早上例行核酸測試，穿著白色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員拿著擴音喇叭，一邊指著人群一邊嘶吼，所有物資必須政府統一集中分配和時不時傳出有人被拉去隔離中心的可怕消息。就這樣，我們被關了已經兩個月了。 

現在看來，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會放棄『清零』政策，也就意味著為了獲取他們眼中的『勝利』，他們可以犧牲從經濟到公眾利益的所有東西。 

我很難說我能馬上離開中國，但是我真的很想今年聖誕節時能和我的家人團聚。如果說以前因為回國再回中國會有隔離和各種既繁瑣又昂貴的手續，現在我覺得我出去了就可能再也回不來了。 

老實說，我覺得離開中國的時候到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我2016年剛來那時候的中國了。當時的中國感覺有更多的自由，也可以隨時出入國境，我感覺最近兩年中國的新常態我很難適應。2020年前上海有很多外國人走，但也有很多新的外國人到來。這兩年只有走的，沒有來的。我想以後這個趨勢會繼續。 

上海對我來說是一座很特殊的城市。這裡有我的朋友們，也充滿了各種變化。我當然希望我以後還能經常來上海看看。「

Sveta，30歲，來自東歐某國 

「我是2019年搬來中國的，為一家歐洲的娛樂業公司工作。一來就碰到了2020年。當時我們生活在一個安全的氣泡裡，與世界隔絕，然後慢慢的氣泡變成了龍捲風，現在我們甚至與現實隔絕，因為所有的政策都和我們所知的科學知識背道而馳。 

每一天我都會覺得，今天我聽到和看到了最愚蠢的政策和規定，然而第二天我竟然能聽到和看到更愚蠢的政策和規定。自從封城開始以來，每天都有更不邏輯，更不科學的事情在發生。 

我曾經以為上海是一座國際化堡壘，各種文化在裡面碰撞，激發出各種自由的表達，創造出各種機遇。現在，我意識到從上至下的政策每時每刻都可以讓這座城市頃刻間變成一座令人極度不適的監獄。 

我選擇離開，我感到既傷感又開心，既興奮又害怕。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相信經過時間，上海作為一座國際都市的地位還是可以恢復。也許接下去三年，五年還是十年上海將不再那麼國際化，但終有一天她還會開放。中國是一個吸引人的地方。我以前總是一次又一次被吸引回來。我有99%的把握我以後還會回來的。 」

Alexander,  36歲，保加利亞 

Alexander在上海生活了七年，一直從事金融服務行業。 

「自2020年疫情爆發，在中國生活對外國人來說一直是個挑戰，主要是因為取得簽證變得更困難和出入境非常不便。但至少外國人在中國生活還是覺得很安全和穩定。這一切隨著這次封城都徹底改變了。不管是從個人還是生意的角度，中國都顯得越來越難以預測，並且機會也在迅速減少。 

在發生了父母與孩子被強迫分離的事件之後，我把我的妻子和兒子送回了國。據我瞭解，對很多外國家庭來說，他們和我們想的一樣，都因為這件事情把孩子先送回了國。 現在我一個人在中國，我還會待多久，要看生意上的形勢。我有預感，我有50%的可能今年也會離開中國。過去幾年的發展形勢一直不太好，但這次封城是雪上加霜。 

從商業角度來說，我已經失去了對中國預測的能力。沒有信任度的市場是很難有前途的。雖然上海依然會是中國的金融中心，但是她想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夢想很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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