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蘭德智庫（RAND Europe）週四（7月27日）發佈研究報告，以衛星感測的「夜間燈光」數據為基礎，供外界一窺較少為人知的西藏拘留體系運作。
研究指出，西藏目前至少有79座監獄和拘留中心，幾乎每一個城鎮和村落都有1座。這些拘留設施多數規模不大，安保層級較低，可能以短期關押用途為主；不過，自2019年起，部分拘留設施的夜間燈光有增加趨勢，這種趨勢主要集中於安全級別較高的監獄，可能顯示西藏對異議人士的關押轉向較長期的監禁，而非僅僅是短期拘留，「類似近期在新疆觀察到的狀況」。
報告裡說了什麼？
從衛星圖像看來，這79座關押機構，大多數（86%）都是2011年之前所興建。報告指出，過去一般認為西藏的高壓治理政策，來自於2011年至2016年中共西藏黨委書記陳全國的個人影響力與治理風格；然而，此報告的新證據可能顯示，早在陳全國上任、以及2012年的拉薩騷亂事件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在著手鎮壓異議人士。
此研究進一步分析「夜間燈光」數據，觀察拘留機構的夜間用電狀況，藉此判斷其是否有擴建、改建或其他使用上的改變。分析結果發現，整體上西藏拘留機構的夜間燈光數據沒有顯著的變化轉折點，顯示中國對西藏的關押政策自2010年代起，大致延續至今。不過，若觀察不同機構類型，會發現相較於小型的拘留所，大型機構的夜間燈光數據增加趨勢較為明顯。
夜間燈光數據變化也有區域的差異。報告指出，在2015年至2016年間，夜間燈光的增加現象主要集中在西藏阿裡地區，2017年至2018年集中於西藏山南、那曲地區，2019年至2020年集中在首府拉薩。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昌都地區的各拘留機構，夜間燈光數據自2021年起穩定下降。有些未涵蓋在此報告內、位於昌都的勞改營和職業培訓學校，曾因國際學者的研究而受到國際關注；此報告稱，國際關注可能促使此區部分拘留所被關閉，或者減少了運作。
蘭德智庫的報告指出，中國在西藏的社會治安防控手法涵蓋西藏每一個人，遍及生活所有面向。許多人因從事非暴力抗爭，或因持有達賴喇嘛肖像等理由遭到關押。圖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4月在印度「小拉薩」地區。圖片來源： AFP 資訊不足不等同於沒有壓迫
在遍及全中國的「維穩」計劃之下，中國政府正在對西藏人民實施預防性鎮壓（preventive repression）。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鎮壓方式與規模，並不像新疆那樣已有許多相關調查；然而，缺乏關於「職業訓練中心」等關押機構的證據，「並不代表證明沒有壓迫」，反而顯示深入研究的必要。
「西藏仍然是一個資訊黑洞，任何試著瞭解這裡的安全管控機制的努力，都面臨重重難關。」蘭德智庫歐洲部門的防務安全專家哈里斯（Ruth Harris）向英國《衛報》表示，外國學者難以獲取中國的資訊管道，很多開放的數據也常常是不可靠的。
以英國為總部的人權團體「西藏觀察」（Tibet Watch）研究員丹增曲吉（Tenzin Choekyi）向《衛報》指出，要得知西藏拘留機構內的情況可以說是「不可能」。
丹增曲吉補充道，媒體對西藏的報導在過去10年內逐漸減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資訊的延遲與不流通；與此同時，西藏面臨出入管制，跨越邊境赴印度朝聖者也遭到懲罰，且當局常因個別抗爭者的行動，而對整個社群展開報復和更強力的監控。
70年前的10月7日，西藏昌都戰役打響。由於藏軍和解放軍之間兵力及戰鬥力懸殊過大，藏軍主力被消滅，這最終也直接導致西藏噶廈 被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主權。
圖片來源： Three Lions/Getty Images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西藏問題，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的責任。彭德懷收到電報後派第一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范明進行調查，後來發現從西北入藏難度甚大，完成入藏準備需要兩年。彭德懷向毛澤東匯報調查結果之後，毛澤東決定，將進軍西藏的重任改交給了第二野戰軍。
中國問題專家威格爾（Oskar Weggel ）描述的昌都戰役在陽光普照但卻又是寒冷無比的10月的一天爆發。解放軍多個師一同向青藏高原進發。
解放軍在進軍西藏的過程中，比起來同藏軍之間進行的戰鬥，克服惡劣的自然條件和改善極其缺乏的基礎設施顯然要更困難得多。
農牧社會的西藏原本只擁有極少數適合載重交通通行的現代化公路。圖為解放軍在西藏修建水泥公路。
圖片來源： Xinhua/Imago Images 1950年10月7日，昌都戰役在解放軍同無論在兵力到裝備都明顯落於下風的藏軍之間展開。近兩周後，10月19日，2700名藏兵繳械投降。據記載，在這場戰役中，解放軍和藏軍的傷亡人數分別為114人和180人。昌都戰役之後，藏人放棄了武裝抵抗。
昌都戰役的失利讓西藏噶廈政府別無選擇。1951年5月23日， 西藏噶廈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簡稱《十七條協議》）。 隨後，當時年僅15歲的達賴喇嘛決定暫不離開西藏，並於1951年10月正式同意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1954年，十四世達賴喇嘛首次在北京拜訪毛澤東。當年9月，他以西藏代表的身份參加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這一切只不過是幻象。此後不久西藏起義運動受到鎮壓，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在這之後，文革期間西藏文化遭到大規模破壞，西藏的自治地位也越來越弱。
根據聯合國報告，西藏的社會、文化、語言近年持續遭受同化與侵蝕。西藏流亡政府駐台代表格桑堅參3月曾告訴DW，中國政府長年宣稱推行漢、藏語「雙語教育」政策，卻仍不斷壓縮藏語的教學空間。許多藏族家長被迫將孩子送到寄宿學校，接受幾乎全漢語的教育，把原生家庭與藏族傳統隔離開來，形同「西藏最大的集中營」。
藏人行政中央（CTA）司政邊巴次仁（Penpa Tsering）曾於今年3月以視訊方式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發出了沉痛警告：「如果中國不改變現行政策，西藏和藏人肯定會緩慢而痛苦地死去。」
面對西方及流亡藏人的相關指控，中國政府過去多次主張「西藏事務純屬中國內政」，要求各界勿「以人權為幌子」干涉。針對西藏寄宿學校的指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曾於3月表示這是「惡意抹黑」，聲稱中方有保障當地孩童權利。
1959年3月10日，有關達賴喇嘛可能遭到綁架的消息傳出後，抗議活動激化為暴力衝突。3月17日，以婦女為主的數千示威者聚集在布達拉宮門前，抗議共產黨政權的佔領和壓迫。幾個小時之後，武裝衝突爆發。
圖片來源： AP1959年3月28日，中國國務院發布命令，宣佈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職權。任命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為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當年21歲的班禪喇嘛對中共不乏好感。
毛澤東將達賴喇嘛出逃看作是一個將他定義為叛徒的絕好機會。一周之前，毛澤東已筆頭指示：如果達賴喇嘛與他的隨從一起逃跑，「我軍一概不要阻攔。」1959年3月21日，也就是逃亡的第四天，23歲的達賴喇嘛翻越惹嘎拉山口來到藏南。
當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在阿薩姆獲得友好的政治庇護後，中印關係更由緊張轉為敵對。
西藏的武裝力量無法抵禦中國人民解放軍。但西藏的險峻地形構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中國軍隊必須為進藏修建新的橋樑。直到1954年，從原屬西藏的安多地區（今青海省）到拉薩的第一條公路才正式修通。
作為回訪，達賴喇嘛於1959年9月4日前往新德里的尼赫魯府邸做客，與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進行了交談。
西藏起義之後，許多藏民追隨達賴喇嘛，歷盡險阻，長途跋涉逃往印度。
1951年，拉薩政府與北京方面簽署《十七條協議》，被迫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接受「人民民主社會」的改造。作為條件,中央政府允許西藏在改革上實行較長的過渡期。協議也規定西藏將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保持西藏現行的制度不變。1954年9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入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
1959年4月，中國方面加強了中印邊境的駐軍，並封鎖了通往尼泊爾和克什米爾拉達克的關口。西藏起義使得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的中印關係一觸即發。1959年8月和10月發生在邊境一帶的武裝衝突更使雙邊關係雪上加霜。
1959年三月底，一群藏人在印度邊境城市噶倫堡（Kalimpong）舉行抗議
從1956年開始，西藏的社會主義改造和針對「達賴集團」的鬥爭進一步深化，尤其以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為甚。越來越多的藏人起來反抗漢人的統治。1959年3月10日，有關達賴喇嘛可能遭到綁架的消息傳出後，抗議活動激化為暴力衝突。3月17日，以婦女為主的數千示威者聚集在布達拉宮門前，抗議共產黨政權的佔領和壓迫。幾個小時之後，武裝衝突爆發。
在1954年10月13日召開的首屆人大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與達賴喇嘛向外界展示了友好融洽的關係。毛澤東一直清楚地知道，「西藏問題」不能單純以軍事方式得以解決。然而，他低估了西藏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這一錯誤為1959年爆發的西藏起義埋下了伏筆。
1959年3月17日，正在羅布林卡夏宮內的達賴喇嘛聽到附近傳來槍聲，決定出逃。與此同時，解放軍在拉薩河谷向起義者開火。
一扇木板門標誌著印度與西藏之間的邊界。攝於1959年4月初。
為了防止暴動規模擴大，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1959年3月20日決定向西藏增派部隊，發起「全面反攻」。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內戰勝利後開始制定將西藏從政教合一的舊有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初步計劃。當時，西藏實際上處於政治獨立的狀態。為防止西藏的獨立地位在國際上得到承認，毛澤東很早就意識到要盡快解決「西藏問題」，推進中國的「統一」。1950年10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向西藏進軍。
不久，西藏起義被鎮壓。這張圖片攝於3月21日，畫面上的起義民兵正在等待被押往監獄。
西藏起義者在拉薩向解放軍繳械。這張圖片的拍攝時間不詳，1959年4月13日由紐約一家圖片新聞社首次發表。
達賴喇嘛獲得政治避難許可之後，於1959年九月首訪印度首都新德里，並在那裡受到了熱情接待。在西藏起義發生8個月後，中印這兩個在50年代交好並共同從中獲益的鄰邦變成了敵人。
1959年3月，大批西藏難民抵達印度米薩馬裡的過渡性營地。
儘管如此，達賴喇嘛及其隨從仍然受到追蹤。在貼身護衛及「四水六崗護教志願軍」的護衛下，達賴喇嘛於1959年3月31日越過了中印邊界。
1959年4月24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前往喜瑪拉雅山腳下的穆索裡會見達賴喇嘛。此前幾天，也就是4月18日，顯然受到印度支持的達賴喇嘛要求西藏從中國獨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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