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中國對德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問題持謹慎態度。中國僅僅表示希望德國能夠在聯合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就此，本台記者當遠採訪了德國外交部的咨詢機構，位於柏林的科學與政治基金會凱-穆勒博士。

問：德國外長菲舍爾在中國提到了十分敏感的人權問題。是您提的建議嗎？

答：我們要是有這樣的能力就好了。我想，要麼是德國政府內有明確的工作分工，要麼就是德國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態度的確有不同的意見。菲舍爾今年春天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會議上就已經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中國對此提出了抗議。德國總理施羅德對中國持不同的態度，施羅德希望能夠和中國保持友好的關係，以促進兩國的經濟發展。

問：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和德國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此次菲舍爾突然提到了敏感的人權問題不是會影響中德之間的良好關係嗎？

答：這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中國將在今後密切關注德國在重要國際機構內以及對雙邊問題的態度。早在柯爾擔任德國總理的時候，中國的政策一直由德國總理直接關注。德國為了和中國保持經濟合作，對北京一直持友善的態度。所以，中國方面應該能夠體會到，德國外長的態度並不能夠代表德國的態度。

問：但是菲舍爾不僅是德國的外交部長，同時也是德國的副總理。他在講話的時候沒有和施羅德總理統一一下口徑嗎？

答：是，所以我希望德國政府內部對中國的各項問題能夠具體分工。德國政府內部應該清楚，在台灣和人權等問題上，是可以，也應該批評中國的。中國政府不應該認為德國會對中國侵犯人權或者在台灣海峽製造緊張氣氛袖手旁觀。

問：您剛才提到了工作分工，您認為誰應該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提出批評，是施羅德總理還是菲舍爾外長？

答：在一個民主社會，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提出批評。我所說的分工指的是在現實環境中制定政策時候的分工。決策人應該看到，中國的人權問題在過去的幾年中越來越嚴重，台灣局勢也越來越緊張。我認為，德國應該在歐盟範圍內，以及在和美國協商的前提下，制定對中國的政策。

問：我們不應該忘記，菲舍爾不僅是外長和副總理，他還是德國綠黨的領袖人物。是不是出自黨內人士的壓力他才在中國做了這一姿態的呢？

答：是。在德國的綠黨內部有一部分人權問題的強硬派，特別是一些來自原東德的綠黨成員。菲舍爾要顧及到他黨內的利益。所以我認為，施羅德在他上次訪問中國以及在溫家寶訪問德國時候做的表示僅僅是一種表示而已，例如解除武器禁運。在歐盟的背景下，德國對中國的政策應該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態。

問：菲舍爾訪問北京希望能夠獲得中國對德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支持，但是卻提到了中方如此敏感的問題。這樣的策略不太聰明吧！

答：我並不這麼認為。但是您說的對，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政策。但是我認為，根據目前聯合國改革的進程以及歐盟內對中國的態度，德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中國要求解除對華武器禁運，解決這兩件事情還遙遙無期。中國從1994年就開始表示支持德國在聯合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實際上中國並沒有對聯合國安理會進行改革表示出熱情。中國單方面沒有能力倡議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其他的常任理事國對此也沒有什麼熱情。能夠做到公開表示支持就已經不錯了。現實地看，目前聯合國改革進程停滯不前，這一問題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以解決的。

(當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