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50年前，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對北京進行了歷史性的訪問，改變了美國幾十年來對共產主義中國的反對態度，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國和蘇聯之間的分裂，這是華盛頓為削弱其主要對手莫斯科而實施的狡猾計劃。

促成尼克森此次訪問的是之前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秘密訪華。但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關於季辛吉的傳記中推測，這可能並不是美國人自己的主意。

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季辛吉會定期與歐洲人會面，鐵幕兩側的科學家和政治思想家齊聚一堂。

其中一個東歐人是什奈達雷克（Antonín Šnejdárek），他曾是捷克駐德國情報部門的負責人。在一次討論中，他提出了一個季辛吉後來稱為"從未想過"的主意--美國和中國是否會達成協議。

"不是美國人最先想到"，弗格森寫道："而是蘇聯的戰略思想家們預見到了中蘇分裂所帶來的新世界。"

缺少政治和安全影響

儘管影響有限，為確保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對話，歐洲人在冷戰期間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20世紀70年代末，美蘇關係有所"緩和"，其背後的推動力是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

會議的第三階段於1975年在芬蘭舉行，《赫爾辛基協議》誕生，東西方由此承諾進行對話並部分接受對方的戰略利益。

如今，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出現"新冷戰"跡象，對於歐洲人是否能在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發揮類似的調解作用，專家們意見不一。

"認為歐洲可以在美中衝突中扮演調停者的角色是錯誤的"，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客座高級研究員巴爾金（Noah Barkin）如是指出："美國和中國對這方面都不感興趣。而歐洲成員國在這場超級大國對峙中的立場分歧又太大。"

不認為歐洲可以進行調解的理由很充分：歐盟及其成員國在亞洲缺乏阻止中國的安全或政治影響力。許多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歐洲對北京過於軟弱，而中國官員則認為歐洲人是孤立主義者，只關心經濟利益。

更糟糕的是，巴爾金接著指出，歐洲人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激烈的分歧，該地區有匈牙利和希臘等似乎親北京的國家，也有瑞典、捷克和立陶宛等日益反對中國的國家。

他補充說，最有可能的情況是，隨著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歐洲"日益被擠壓在兩者之間，並面臨選邊站的壓力"。

而歐洲大陸似乎正在向華盛頓靠攏。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約71%的德國人和66%的法國人現在對中國抱有負面看法。

扮演中間人角色？

上個月，歐盟將中國告上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回應北京針對立陶宛的貿易戰，此事關係這個波羅的海小國與台灣關係的爭端。歐盟和中國在2020年底達成的《全面投資協定》(CAI)，在去年5月雙方對對方官員進行制裁後，該協定已被擱置。

在川普担任美國總統期間，歐洲的公眾輿論對美國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情緒。但在拜登的領導下，這種情況已有所改善。美國和歐洲在中國問題上的政治合作也是如此。去年，美歐展開了中國問題高層對話，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也召開了首次會議。

儘管歐盟在亞洲的勢力有限，但一些人認為該集團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沖"地位可為其提供一些影響力。歐洲智庫卡內基歐洲部副主任博馬西（Lizza Bomassi）認為，"歐洲可以而且必須發揮"中間人的作用。

她說："因為歐洲尚未像美國那樣一直處於指責中國公司的角色，所以理論上它有更多的合法性來促成一種緊張--但穩定--的妥協，這將使我們相互關聯的全球系統繼續保持運作。

自2018年以來，布魯塞爾一直處在一個舒服的位置，它將中國稱為"合作夥伴、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博馬西分析，一方面，這意味著歐盟可以採取"全面正面"行動，例如最近將中國告上世貿組織。另一方面，這也給了歐盟一定的靈活性，比如在2020年同意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時所需的政治姿態。

博馬西補充道："我們將繼續看到這種鐘擺式的浮動，因為鑑於（成員國）對中國不同的經濟依賴程度，（歐中）雙方關係並無法被清楚地分離。"

推動危機管理和衝突預防

去年12月，耶魯大學法學院蔡元培中國中心的分析人士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 ）和魯道夫（Moritz Rudolf）在發表一篇題為"歐洲能否避免美中戰爭 "的文章時提出了這個問題，該文一度受到廣泛關注。

"歐盟應該考慮發起一項類似赫爾辛基進程的外交倡議"，他們寫道，指的就是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議》："通過這樣一個進程，歐洲可以促成協議、促進緩和緊張局勢、減少風險和推動危機管理，從而減少武裝衝突的可能性。"

作為文章作者之一的威廉姆斯向德國之聲表示，他認為，"歐洲行為體可以通過推動危機管理和預防衝突外交政策，在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務中發揮有限但重要的作用"。

在威廉姆斯看來，布魯塞爾可以先召開一系列專注於特定領域的平靜討論，例如海洋、網路和太空空間--也就是"目前缺乏危機溝通和減少風險協議的領域"。

威廉姆斯解釋道："這並不意味著歐洲人可以或應該尋求調解有關台灣和南中國海的實質性爭端，也不意味著他們可以真正解決中美之間的長期分歧。"

相反，威廉姆斯指出，歐洲人應該專注於改善"溝通渠道和安全協議等機制-這些程序可以減少意外戰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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