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今年3月中國全國人大通過了《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希望在國內55個少數民族群體中建立「共同」的國家認同感。中國少數民族中的部分群體對北京的統治感到不滿，多年來經常舉行抗議活動，其中一些抗議演變成了暴力事件。
本周四（7月2日），歐盟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新法規可能會進一步限制少數民族在文化、語言和宗教方面的權利。
這項於周三生效的新法規還包含一項條款，規定身處中國境外的人員和團體，若破壞「民族團結與進步」或「煽動民族分裂」，將承擔法律責任。
「我們對該法規的域外適用表示關切。歐盟反對違反國際法、適用第三國國內法的域外管轄行為，」該發言人說道，「我們呼籲任何第三國都不要試圖在歐盟境內或其他地區實施跨國鎮壓。」
本周一，德國政府也通過發言人以同樣的理由對《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表達了「高度關注」。
中國司法部副部長胡衛列周三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政府有權追究違反該法規的境外人員的責任。他說：「這一規定立足我國實際，符合國際通行做法，是一項正當、合法、必要且可行的法律措施。」
胡衛列還表示，一些媒體將該規定描述為所謂「域外管轄權」，對其進行「污名化」。
1955年——202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70周年。這是一條怎樣的軌跡？從「民族自治」的承諾，到邊境危機；從文化復興的希望，到民族關係的破裂；再到今天，一個在「大美新疆」的華麗外衣下，被高科技監控、大規模拘禁和系統性文化改造深刻重塑的社會。DW為你梳理70年來的關鍵歷史節點，並邀請學者解析這段複雜歷史在當下的回響。
圖片來源： akg-images/picture alliance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正式成立，被官方定義為「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偉大實踐。在當時的宣傳中，這象徵著新疆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然而，美國羅斯-豪曼理工學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新疆問題專家葛羅斯(Timothy Grose)教授指出，如果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中國官方同化政策「一定程度的連續性」。不過，這並非一個直線性的過程，它一直要面對各種變數，在隨後幾十年的歷史中逐漸一一浮現。
與自治區同年成立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個集黨、政、軍、企為一體的特殊組織。它以「屯墾戍邊」為使命，深刻地改變了新疆的經濟結構、人口分佈和社會面貌。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新疆問題專家拜勒（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兵團在歷史上就扮演了國家先鋒的角色。它不僅在鞏固控制方面發揮作用，還與刑罰系統和監獄系統密切相關，在新疆近幾年的大規模拘留系統中扮演了領導角色。
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在新疆邊境地區進行政治鼓動。1962年，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超過六萬名中國公民越境進入蘇聯，史稱「伊塔事件」。這一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在新疆面臨的首次嚴重信任危機，北京對少數民族忠誠度的疑慮也因此加劇。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包括維吾爾文化在內的少數民族文化曾經歷了大約15年到20年的文化復興期。圖為1987年一位年輕的哈薩克牧民騎著馬，背著一台音響，去和朋友們聚會。
從80年代的文化復興與騷亂並行，到90年代暴力事件頻發，新疆的民族矛盾在不斷累積。2009年的烏魯木齊騷亂是衝突的頂點。然而，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直到2013年和2014年，維吾爾人實施的暴力事件「才真正符合國際上對恐怖主義的界定」，特別是發生在昆明的襲擊事件。這些事件被中國官方定性為類似於"中國的9‧11"事件，這真正成為了構建高科技監控系統的動力。
2014年「嚴打」後，新疆迅速被高科技監控網路覆蓋。人臉識別、大數據和人工智慧被用於預測和管控社會。學者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在高科技監控系統的輔助下，「非本地人、非維吾爾人、非哈薩克人可以自由旅行並感到完全安全」。而中國官方可以通過車牌識別、人臉識別和手機Wi-Fi探測器等方式，追蹤居民的數據、行動和數字歷史。
自2017年起，一個龐大的「再教育」拘留營系統在新疆各地出現。官方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旨在「去極端化」。Darren Byler 教授分析，該系統最初借助「診斷工具」，通過掃描手機等方式決定誰應該被送進拘押營。隨後，該系統轉變為「訓練人們應該如何參與勞作」的工具，目的是培養「一個順從的群體」。
身份的重塑是系統性的。近年來，新疆教育系統全面轉向普通話教學，同時官方通過「靚麗工程」等活動引導社會審美。中國研究學者 Timothy Grose 教授認為：「這場運動的核心，是通過重塑教育、審美和語言，來切斷維吾爾文化的代際傳承。其最終目的是創造出一代與自身文化和歷史脫節的『新公民』。」 Grose 教授強調，所有這些政策都旨在「掏空」維吾爾身份中伊斯蘭教和突厥語言等「最有意義的元素」。
近年來，「大美新疆」成為中國國內旅遊的頂流，被官方視為其治理成功的最終證明。這種旅遊熱潮將一種被允許、被規範，幾乎普遍是歌舞的「維吾爾文化」商品化和奇觀化。Timothy Grose 教授指出，「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有幾個目的」，其中之一是讓遊客「親眼看到」這種文化的蓬勃發展，從而對新疆「侵犯人權的指控產生疑慮」。
為了配合旅遊業發展，許多城市開始拆除街頭部分安裝在表面的監控設備。這究竟是真正「正常化」的開始，還是一種治理策略的轉型？Darren Byler 教授認為，監控系統「主要是對局外人變得不那麼可見了」，但如果你是維吾爾人，這些監控工具對你來說「仍然非常有效」。他補充說，「有很多監控在後台發生」，大多數人不會意識到。
從「民族自治」的承諾到「全面社會重塑工程」，新疆在70年裡走過了一條曲折且充滿爭議的道路。今天，在旅遊熱的表象之下，一個高度管控的社會新形態已經成型。（資料圖片顯示1996年7月22日倒塌的白楊河大橋，阻斷了通往烏魯木齊的陸路交通）
為理解這段複雜的歷史，兩位新疆問題專家強調了兩個核心事實。第一，與新疆的深刻關聯： Timothy Grose 教授強調，任何遊客都應該承認並認識到，他們所前往旅遊打卡的新疆，原本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合法生存的家園。他們與這片土地的「深刻的聯繫和歸屬關係」是遊客需要理解和重視的。
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中國警方用於界定「極端分子」的「75種極端主義行為清單」是「非常非常廣泛的」。其中包含了「齋月期間的禁食、保持清真標準」等基本宗教習俗。他總結道，這說明維吾爾人被針對的原因「並非真正與政治傾向和暴力有關」，而是基於他們的「種族和宗教」身份，這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反恐計畫都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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