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意味著魏瑪共和國的終結。德國1919年(一次大戰剛結束)至1933年間的這一首次民主共和嘗試之所以被歷史學家們冠以「魏瑪共和國」的稱呼，是因為通過共和國憲法(一般稱之為《魏瑪憲法》)的國民大會當年是在魏瑪市召開的。

魏瑪共和國的特徵具有兩面性，迄今依然既令人驚駭，又令人嚮往：一方面是惡性通貨膨脹，失業率極高，政治極不穩定；另一方面是科學藝術領域發揮出的令人眩目的創造性以及柏林充滿傳奇色彩、五顏六色的夜生活。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主任埃裡克.韋茨去年出了一本頗受好評的書，論述德國歷史的這一時期，書名為《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德國魏瑪：期望和悲劇》)。德國之聲網就那個時代的精神、就導致希特勒奪權的原因以及魏瑪共和國帶給我們的教訓等話題對韋茨進行了訪談。

德國之聲：您書中的觀點之一是魏瑪共和國並非可以簡單地被看作是納粹獨裁統治的前奏，而是一個自有其獨立存在權利的時期。

韋茨：她確實是應當被看作是有其獨立存在權利的時期，而非過渡時期。魏瑪共和國時期是一個創造力得到大發揮的時期。在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不應總是先從歷時12年的第三帝國出發，來看歷時14年的魏瑪共和國，因為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發生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社會方面的革新。我們需要把它作為獨立存在的時期來予以回顧和評價。其實，無論是知識界、藝術界，還是政治界和社會各界，人們對魏瑪共和國的方方面面、對德國1920年代的生活都已進行過深入探討了。

德國之聲：您怎麼解釋1920年代德國特別是首都柏林的文化藝術那麼興旺呢？畢竟，這個民族剛剛經受了戰爭的磨難，數百萬人死亡，而又時值通貨膨脹和政治動亂。

韋茨：魏瑪共和國時期層出不窮的革新恰恰和這些因素有關。許多人只看到一次大戰給德國帶來的絕望。毫無疑問，絕望確實是深重的：200萬德國人死於一次大戰；400萬人受傷；從前線儌倖逃生的人往往身負身理的和心理的重傷；留守後方的女性經歷了四年的極度困苦；隨即而來的是戰後危機——重新調整和惡性通貨膨脹。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經濟、社會、政治的極度不穩卻又促使有識之士更為積極地思考生活在現代的種種問題，思考德國在政治上的何去何從。而且除此之外，1918/19年的革命也對這一文化繁榮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這場革命，革及皇帝的命，也就是廢除了帝制，創立了民主體制——德國至此為止最為民主的體制。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人們生發了一種可以創造未來的感覺，一種前途無量、可以以更人道的方式塑造未來的感覺。這種感覺未能持續很久，但它卻造就了魏瑪共和國的大部分文化革新創舉。

德國之聲：但當時也有德國人對魏瑪共和國報以仇視。他們都是些什麼人呢？既然當時的情況那麼誘人、那麼令人充滿期待，他們為什麼會希望魏瑪共和國倒台呢？

韋茨：魏瑪共和國的所有事物都受到爭議。我的書中所關注的那些人——藝術家、思想家、建築設計師等等，他們的大部分作品甚而所有作品都受到右派的強烈攻擊。我在此所指的右派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保守勢力——保皇的名門貴族、政府高級官員、軍官、生意人、銀行家、教會人士等等。一般來說，這些人不僅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反對民主。1918/19年的革命大致上沒有觸及他們的權力。那次革命雖然創立了民主政體，但是對社會狀況以及上述守舊精英的權力卻沒有做任何變革。

最初的革命浪潮過去以後，這些守舊精英就開始對共和國邁出的每一步投放絆腳石。許多糾紛的焦點並非僅是政治方面的，也包括文化、社會方面的，比如當時曾有過一場所謂的「采倫多夫(註：柏林一市區)房頂之戰」，因為保守勢力，還有納粹分子，攻擊批評現代建築的平頂絕對不是日耳曼的，真正日耳曼風格的建築，其房頂是斜頂。他們稱平頂建築是一種猶太人的建築方式。還有，1920年代的婦女解放以及對滿足性愛情慾的積極討論也是引起激烈糾紛的焦點話題。

德國之聲：您會說魏瑪共和國是全球化的一個早期犧牲品嗎？您認為假如1929年不曾發生世界經濟大蕭條魏瑪共和國就會得以繼續生存嗎？

韋茨：世界經濟大蕭條是致命一擊。縱觀1928年，也就是大蕭條發生前一年的經濟狀況和當年的選舉，我們就會看到政治上在轉向中間，經濟上也有不錯的起色跡象，這是所謂的魏瑪共和國黃金時代的最後一年。沒有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話，魏瑪共和國或許最終還有繼續生存的希望。畢竟，1923年深具破壞力、令人迷失方向的惡性通貨膨脹她都度過了，但1929年來自美國的大蕭條潮流卻速度極快、力度極大，自然為腳跟還沒有真正站穩的魏瑪共和國帶來了致命一擊。

但我們同時也不應忘記，世界上也有一些國家在類似魏瑪共和國的困難條件下，成功地建立了民主體制。初建的共和國需要更長的休生養息時間，需要西方盟國更為胸襟開闊的大度姿態，需要經濟穩定和發展，而所有這些，在一次大戰後的那些年月，都是金貴的稀貨。

德國之聲：那麼是什麼原因最終導致了魏瑪共和國壽終正寢呢？畢竟，1928年大選時，納粹黨才得到2.6%的選票，而5年之後，希特勒卻大權在握。

韋茨：確實，1928年，納粹黨還只是一個非常邊緣、並不重要的政治團體，除了在經濟大蕭條開始前就已顯出不景氣的幾個特殊領域特別是農業領域以外，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極小。然而，在納粹黨奪權以前，魏瑪共和國在很多方面已經是「殘桓斷壁」，政治體系處於癱瘓狀態。那麼特別是在經濟蕭條期間，人們希望有條出路，而魏瑪共和國卻拿不出任何應對經濟危機的解決方案。從1930年起，德國實行的其實是總統專制，因為德國政體已經四分五裂，連帝國議會都召集不起來，議會多數制也運轉不靈，因此，從1930年春上任的總理布呂寧開始到其後的總理都是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元帥通過行使緊急狀態令任命的，而不是議會任命。

但我想特別強調的事實是，納粹黨從來沒有在一次自由競選的大眾選舉中得到過多數。1932年夏天，他們得到了37.4%的票數，是他們曾得到過的最高票數。毫無疑問，這已經是一個非同小可的飛躍了，但這不是多數。在美國經常聽到的「德國人選希特勒上台或者選納粹黨上台」的說法是不對的，是不準確的，不符合實情。納粹黨從來沒有被選上台。在下一次選舉，即1932年秋季舉行的選舉中，納粹黨就已經失去了不少選票，比夏季的選舉差多了，全黨處於混亂狀態。最後他們奪得權力是因為保守勢力的精英們，也就是圍繞在總統興登堡周圍的那些實權人物把權力托手交給了希特勒，最終致魏瑪共和國以死地的其實是這幫人。

德國之聲：人們能從魏瑪共和國的歷史吸取哪些教訓呢？有一個問題貫穿您的整個著作，即當代哪個民主國家是否也會重蹈魏瑪共和國的覆轍，落入新法西斯勢力的手掌。

韋茨：今天的德國已建立了穩健的民主制度，我沒有任何擔心。毫無疑問，德國社會也有一些極端右翼的團體，可能有些危險，對他們做出的回擊反應有時還是有些遲緩，但這些團體還處於社會邊緣，而且柏林不是魏瑪。

我擔心的更多地是我自己的國家——美國。我的意思是，對民主的威脅並非總是來自國外，大部分危險的威脅可能來自國內。魏瑪當時的情況，特別是最後幾年的情況既是如此。令我擔憂的是有些人或者有些機構口頭大談民主，但在實際中卻在做漸漸架空推翻民主的事情。當然，納粹黨從來沒有致力於民主，但他們卻利用了能引起老百姓共鳴的嘩眾取寵的修辭手法。假如現在有人也利用這種嘩眾取寵的修辭手法掩蓋其非民主的做法，那我認為我們真的需要密切關注。

類似的，當現今有權有勢的保守勢力親近極端右翼分子，接受其成為席上客的話，就會令我非常擔憂。我認為美國確實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這樣的情況。當保守勢力超越正當合法的民主商談和憲法條款的界限，使極端右翼團體的綱領、人物、思想變成可接受的東西時，我們就麻煩了。

德國之聲：近幾個月來，美國社會好像重新對魏瑪共和國感興趣，無論是在時裝方面，還是在藝術、音樂方面。您怎麼解釋這個現象呢？

韋茨：這是極其古怪的現象，確實存在，特別是在紐約。我想這和9.11恐怖襲擊後人們心中生出的脆弱感有關。美國人瞭解的魏瑪共和國比較片面，比如通過百老匯音樂劇《歌廳》(「Cabaret」)瞭解到的魏瑪共和國墮落頹廢、危機四伏，這是符合實情的，但卻只是實情的一部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曾舉辦了一個魏瑪共和國人物肖像展，展出的是奧托.迪克斯(Otto Dix)和喬治.格羅茲(George Grosz)的作品。那假如你對魏瑪共和國的瞭解僅侷限於此，那你當然會想這是一個殘缺不全、性格扭曲的時期。這種詮釋當然是不全面的，沒有考慮到那個時期其實還有民主期望、科學文化革新的一面。至於魏瑪共和國現在之所以在紐約的文化圈內舉城走紅，原因其實還是紐約文化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種脆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