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歷史虛無主義"是2013年社會熱詞之一，2013年5月起，多位官方學者於官媒密集發表"倒憲"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曉青的文章以及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社論。

本人曾於2013年5月23日，在各大門戶網站微博下帖約辯："就當今中國是否需要憲政、中共黨史上的憲政主張、憲政與人類文明歷史潮流等主題，由正反方組團公開辯論，媒體、網路現場直播"；但未見有人出頭，唯一的回應是：11月間中共三中全會閉幕的當日，我在各大網站的部落格、微博被全部 "暗殺"，未能明正典刑，"理論自信"何在?與其用"文革"大批判手段將對方封口禁言批倒批臭，還不如公佈毛澤東時代全部歷史檔案來得光明正大，只怕有權者無此膽量和擔當。

"歷史虛無主義"只是一個"中國造"的政治名詞

據筆者考證，虛無主義（Nihilism）是一個外來名詞，這一概念首先被哲學家引入哲學范疇，後逐漸擴展至文學藝術領域；在學術意義上，"虛無主義"不是一個史學用語，也沒有"歷史虛無主義"這個名詞。在中國，這個名詞在1989年批判政論片《河殤》時才開始出現。

1990年1月10日，"歷史虛無主義"被寫入中共領導人的講話稿："近幾年來，在我國文化戰線上，圍繞著民族文化問題的論爭，實質上包含著重大的思想政治鬥爭。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宣揚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所主張的'全盤西化論'的一部分。"(《求是》，1990年第10期)

1993年，"歷史虛無主義"首次被作為文藝理論術語收入辭書。定義為："虛無主義在歷史問題上的一種表現，認為'歷史'是虛構的概念，蔑視民族歷史。它作為一種文化主張，在中國萌芽於本世紀初，到三、四十年代發展成熟。其主要觀點是否定中國歷史，把中國歷史說得一無是處。它最後必然導致'全盤西化'論。"（《毛澤東文藝思想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

由此開始，中國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解讀逐漸政治化，被作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個政治名詞，收入1999年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新名詞術語辭典》。第二年又變身歷史理論術語，被《史學理論大辭典》收錄。2005年，出現了一個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小高潮，前北大副校長樑柱在這場批判中脫穎而出。

2009年以後，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文章數量逐漸增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日報社社長梅寧華。2010年5月21日，《紅旗文稿》發表了他的《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一文，羅列了"五宗罪"：一、否定和歪曲中國革命的歷史；二、刻意導演和假設歷史；三、打著"還原歷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四、"戲說"、"惡搞"歷史；五、追求 "價值中立"和"純客觀"。

綜上可知，"歷史虛無主義"只是一個"中國造"的政治名詞，其來源與馬恩列斯無關，與學術無關。在去年的"反憲政"論戰中，"歷史虛無主義"被當作帽子四下濫扣，其主要功能，反倒是將中共黨史和共和國歷史虛無化。

被虛無化的中共歷史主張

"歷史虛無主義"成了中共當局一直起來的靶點，但縱觀中共黨史，自20世紀40年代起，中共一直是憲政的倡導者和支持者，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演說，指責國民黨"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同年12月，劉少奇在《論抗日民主政權》中指出："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還承諾"民選政府，實行三民主義，即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這類言論，在當年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比比皆是。中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又提出"人民民主專政"，對內講"黨指揮槍"對外講"軍隊國家化"，倡導過歐美式民主又朝蘇聯"一邊倒"，主張過聯邦制又拒絕聯邦制，反對過一黨專政又搞一黨專政，主持制定了憲法又踐踏憲法，宣佈了"言者無罪"又搞以言治罪……，歷史上出爾反爾，說了不做、做了不說的事很常見，但從不公開否定自己主張過的東西--領袖不會打自己的臉。

中共的前輩理論家們深諳此道，從陳伯達、胡喬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乃至鄧力群，個個文采飛揚，且不論觀點如何，文章都成一家之言，不會留下矛盾自伐的話柄。過去經常宣稱"我們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如今卻是無知者無畏，有家報紙年復一年地反"軍隊國家化"，理論刊物發起反憲政運動，公然否定本黨的歷史主張。某副教授甚至玩起詭辯術，將執政前的憲政承諾演繹為一種政治鬥爭謀略。

如果真有"歷史虛無主義"，將本黨歷史及領袖的主張虛無化，可謂"歷史虛無主義"的標準樣板。號稱"三自信"的官方理論界，果真一代不如一代，退化得沒有拿得出手的人了？

被虛無化的毛澤東時代

一年來討伐"歷史虛無主義"的先鋒，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最近他發表了《對毛澤東幾個誤解的澄清》一文，總結出毛對新中國的"六大貢獻"，還解釋了三個"誤解"。

李指毛的頭條貢獻是打贏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兩場戰爭，並通過建設"大三線"、"小三線"，成功化解蘇聯的"核打擊"；其他貢獻還包括："兩彈一星一潛艇"、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大量的基礎設施、重返聯合國，甚至連"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也拿來湊數。

前兩場所謂"反侵略戰爭"的戰場都不在中國境內，卷入朝鮮戰爭是为史達林火中取栗，捲入越南戰爭是為輸出革命；建設"三線"不僅是為了防範"蘇修"，還有"美帝"，而戰爭卻根本沒發生，只是一場自我大折騰而已。如果1949年後不實行"一邊倒"政策，而是與蘇美保持等距離外交的話，中國不大可能捲入對外戰爭，也不會在國際上長期限於孤立。至於捍衛"主權和神聖領土"，1949年以後，中國國土面積由1141.8萬平方公里變為960萬平方公里，此後與周邊國家幾經劃界還剩多少？至今沒公佈過。

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及基礎設施，一直被宣傳為毛時代的經濟成就，作為"前後30年互不否定"的重要證據。我很贊成最高領導人今年紀念毛誕時提出的觀點："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準、認識水準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只須將中國與同期發展的國家作比較，就不難總結出毛的貢獻。

所謂舊中國，並非像毛澤東說的那樣"一窮二白"，而是能造艦船、造飛機槍炮，有工業化基礎的國家，二戰結束後與日本等周邊國家處於同一起跑線上。如果不打內戰，不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經濟上不搞"大躍進"等各種瞎折騰，走上憲政治國之路，正常建成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應該不成問題。20世紀60-70年代，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先後起飛，而同期中國正處於毛所發動的十年動亂之中。毛澤東的貢獻，是使中國的現代化至少推遲了20年。

所謂三個"誤會：一是60年代蘇聯確有逼債，二是沒處決"右派"，三是否認大飢荒餓死3000萬。這三個澄清，除了引用他人及自己的見聞外，沒有給出任何檔案史料證據。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表示願意借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蔗糖，幫助中國度過困難。3月8日，周恩來答覆赫魯曉夫：先接受50萬噸蔗糖，至於100萬噸糧食，可作後備。是否借用，以後再作決定(後來未用)。同年4月，中蘇雙方達成協議：1960年中方貿易欠款可在5年期間分期歸還，中方借用的50萬噸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歸還，均不計利息。"出於政治鬥爭考慮，中方後來未接受蘇聯的糧食，改从澳洲、加拿大進口，並提前一年還清了對蘇欠款。大飢荒期間，中國從未停止過對外援助，並於1969年自我宣佈為世界上第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毛澤東對外死要面子，黎民百姓忍飢挨餓而死，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反右"後有大批"右派"陸續被判刑或勞教，雖當時未被處死，但因飢餓、虐待而死的不在少數，著名的夾邊溝慘案盡人皆知。北京大學所劃716名"右派"中，有8人先後被判死刑，除哲學系學生黃宗奇因與看押他的學生發生身體衝突，在"反右"期間被處死外，中文系學生林昭、數學力學系教師任大熊、西語系學生顧文選、物理系學生吳思慧、歷史系學生沈元、哲學系學生黃立眾、化學系學生張錫錕7人，均在"文革"期間遭處決。

關於大飢荒年代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和人口負增長，很多親歷者猶在，民間記憶並未消失。儘管在統計數字和統計方法上存在分歧，但死亡人數從未低於1000萬。死亡1000萬與死亡3000萬以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主政者的歷史罪責。身處訊息時代還想屏蔽這段恐怖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

治學要講證據，論史不容詭辯。官方定製的"歷史虛無主義"可謂作繭自縛，大帽子不妨奉還製造者自用。

作者：章立凡

責編：達揚

作者簡介：章立凡，中國歷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八九民運"時，章立凡應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邀請，參與調停學潮。事件結束後，章立凡受到壓力，脫離體制成為獨立學者。曾出版《君子之交如水》、《記憶：往事未付紅塵》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