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江選」運動的三種可能原因

在江澤民已經退出政治舞台前台兩年後，胡錦濤親自掛帥上演了一出與他的執政風格並不相稱的出版和學習「江選」運動，其原因不外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權力鬥爭的妥協安排，這是一種習慣於用「陰謀理論」熱衷猜測中國政治權力鬥爭內幕的常見解讀方式。這樣的解讀方式並不奇怪，因為中國政治權力爭鬥具有「宮廷政治」的特點，缺乏制度化制約和透明度。這種解讀方式對「江選」的猜測是，江澤民交權後不甘寂寞，特別是近來頻繁在公共場合亮相欲在政治上、特別是明年召開的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上施加影響，而胡錦濤權力並不穩固，因此不得不用出「江選」和高規格捧江為交易，換來十七大的人事自主權。

第二種可能：出「江選」是胡為江蓋棺論定，給江戴個高帽子，讓江澤民體面地徹底告別政治舞台，讓中國政治進入一個徹底的「無江時代」。

第三種可能：胡錦濤有意保持中共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上的合法傳承，把「江澤民思想」賦予理論上的系統性，使其上升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典範」，並把這個理論當成一個合法性來源，賦予其能夠指導處理現實問題的、新的意識形態地位。

出文選，為江送行

作為局外的觀察者，我們雖然無法知道胡錦濤捧「江選」的主觀動機是什麼，但是仍然對上述三種可能性的現實性做出一個判斷。

第一種可能性，即「文選換十七大人事權力」一說雖然最具有誘惑力，但也與經驗事實最不相符。江澤民全面交權兩年後，胡錦濤在黨政軍中已經基本完成了要職人選上的更換。與他的前任相比，胡錦濤無論是在內政還是外交上，都得到了更多的認可，「胡溫」的更偏重「民生問題」的政策顯然也比改革開放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更具有對普通民眾的親和力。另外，現在的高層權力結構中，公認的屬於「江系人馬」的人已經所剩無幾，如果江澤民真的是要保持對政局的影響力，應該不會用「文選」的虛名來葬送碩果僅存的江系人脈。

第二種可能，即用文選「捧殺」江澤民，不但更符合胡錦濤本人的政治作風，也符合現實權力格局。胡錦濤目前的權力很穩固，應該是最為能被接受的判斷。換句話說，人們還很難找到有力的證據來說明胡錦濤的權力不穩定。退一步來看，就算「文選」換十七大人事安排權力這一說法成立，那麼它本身就反證了這樣一種情況：江澤民不得不接受用得到虛名而放棄實際影響，他從這一政治交易中得到的最大成果也只能是虛名。

實權在握的胡錦濤會怎樣對待對自己已經沒有實質威脅的江澤民？顯然，送一頂大尊大貴的高帽為其「養老送終」是更聰明的做法，也符合胡錦濤一貫的忍隱作風。假設江澤民是胡錦濤的潛在威脅，那麼在什麼情況下更適合慷慨地送給潛在對手一個榮耀的大禮？顯然是在對手已經變得無關緊要的時候。

第三種可能性實際上有一些顯而易見的道理。正如高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時所說，「江澤民同胡錦濤和溫家寶團隊之間是繼承與被繼承的關係，不存在根本的政治衝突」，「他們之間的繼承性，遠大於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但是，由此推斷出「文選」將像中共官方(包括胡錦濤號召學『江選』的講話)所定位的那樣是胡溫政權的新理論寶典卻是一廂情願。

三卷「江澤民文選」是否意味著江澤民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了一個帶有鮮明的自己的烙印的思想體系，這本身就是大可懷疑的。1989年「臨危受命」的江澤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在鄧小平的對意識形態「不爭論」的實用主義框架內行使其最高政治權力的，因此所謂的「江澤民思想」除了「三個代表」和「與時俱進」這兩個帶有江氏烙印的表述，無非是一些帶有些實用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的、難脫僵硬的意識形態束縛的大雜燴，根本沒有不是像官方所讚揚的那樣具有「深刻內涵」和「理論品格」，是「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

如果說胡錦濤與江澤民有什麼傳承之處，那便是二人都致力於在不放棄馬克思主義標籤的前提下，把「保持穩定」看成是不容挑戰的最高政治原則，通過在穩定環境中的發展經濟來提升國力，「和平崛起」，因為這是他們能找到的、為一黨威權統治提供依據的唯一合法性來源。從這一點來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與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並沒有實質的不同，二者具有互換性，都是在封閉的意識形態內的一種循環式話語，並沒有理論範式上的突破。

江澤民時代的經濟改革的代價是犧牲政治制度改革和製造出社會不平等和兩極分化，「三個代表」是對這種政治的美化而不是事實，頗有強姦民意的諷刺意味。政治制度僵化所帶來的公共權力與吏治的腐敗，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正，這些因素已經明顯地威脅到中國的「穩定」，所謂的「胡溫新政」必須要對江澤民時代的遺患糾偏，用更傾向於民生問題的具體政策設計來「與時俱進」。也就是說，「江選」一方面不能為胡錦濤提供新的超越傳統意識形態的理論，另一方面也對胡溫解決當下的民生問題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指導意義，總而言之就是：棄之不可惜，食之亦無味！

「江選」像秋風掃落葉那樣

其實，我們根本不用去推測出版「江選」的玄機。無論是「權力交易」、「高調捧殺」還是「理念傳承」，「江選」注定了要「與時俱去」，像落葉那樣被秋風掃蕩而去，學「江選」運動也只能是暫時的喧嘩，是又一場、也許是最後一場由黨的宣傳機器操縱的、以講話和開會為主要動員手段的集權式政黨文化與政治文化的告別大演出。

之所以是告別大演出，因為中國社會已經沒有了這樣的政治運動的土壤。現今中國，對普通民眾的政治控制只侷限於保證其言行「不顛覆政府」。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是，社會生活的去政治化和個人價值選擇的多元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個人基本權力沒有基本的制度性保障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個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日趨分化的社會，官方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已經顯得是如此僵化和貧乏，以命令式句子為主的政治宣傳文本(「要求，必須，一定要，等等」 )雖然依然佔據著媒體的顯要位置，但是民眾已經了有迴避與屏蔽這些話語輻射的可能性，「江選」已經不可能在社會控制上有任何實際意義，官方的宣傳說，「江選」出版後，「不少讀者在專櫃前流連忘返」，「爭相購買」，這顯然是自欺欺人。就像胡錦濤號召的那樣，「縣處級以上黨員幹部」肯定是要組織學習的，但可以肯定這注定是一個走過場的學習，是一種象徵性政治的做秀，一種沒有任何約束力的效忠儀式。

時下流行的、官方徒勞地要加以約束的所謂網路上的「惡搞」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早在二十年前，官方的正統意識形態就遭到王朔式的「惡搞」。如果說王朔式的「惡搞」是民間知識精英對官方話語系統與價值系統的「惡搞」，那麼今天的「惡搞」則是一種全民「惡搞」，就連民間知識精英也成為被「惡搞」的對象。「全民惡搞」背後其實是社會價值體系在虛無主義的和犬儒主義解構中的一種分裂分解過程。在這樣一個「惡搞一切」的社會，那種把理想狀態當成現實來陳述的話語習慣(例如：「使我們的一切工作和方針政策充分體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實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越是使用無意義的重複來製造重量感和品質感，利用排比句來烘托氣勢，就越發顯得屬於一個過去了的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說，「江選」不過是一種官方的自娛自樂，與社會生活無關。更何況，在官方都是假情假意地做秀的情況下，「江選」注定了只能成為中共話語系統的最後集大成式文本收藏，最多只剩下史料上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