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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代孕爭議持續 德國執政黨議會黨團主席辭職

2026年7月18日

曾明確反對代孕的前衞生部長施潘在海外代孕得子並引發輿論風波之後,已辭去議會黨團主席一職。此爭議也再次點燃德國社會對代孕合法化與倫理問題的討論。

施潘與丈夫丹尼爾‧豐克並肩站立
施潘與丈夫丹尼爾‧豐克(Daniel Funke)圖片來源: Annette Riedl/dpa/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代孕爭議引發巨大政治壓力之下,德國執政黨基民盟/基社盟(CDU/CSU)的議會黨團主席施潘宣佈辭職。

據路透社周六(7月18日)報導,施潘在一封致議會黨團的信中寫道:「我已通知基民盟和基社盟的黨主席梅爾茨和索德爾,我通過這封信函辭去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主席一職。」

此前,德國總理梅爾茨已經以基民盟主席的身份,呼籲施潘辭職。德新社從接近梅爾茨的知情人士處獲悉了這一消息。

代孕在德國被明令禁止。施潘所在的基民盟明確反對代孕,而施潘本人早年間也曾公開表達對代孕的質疑態度。

「我的個人幸福與我的政治職務是無法兩全的」

在施潘致議會黨團成員的信中,他也寫道:「在過去幾天,我意識到,我的個人幸福——與丈夫組建家庭、成為一名父親——與我的政治職務是無法兩全的。我個人決定通過代孕生子,而作為議會黨團主席,我肩負著人們的期望,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比我預想的要艱難得多。」他表示,如今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我的家人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辭去議會黨團主席職務之後,施潘仍保有聯邦議員的身份圖片來源: Metodi Popow/picture alliance

值得一提的是,施潘辭去的是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主席的職務,到目前為止,他聯邦議員的身份沒有變化。辭去黨團主席並不意味著退出政壇,更不等於失去議員資格。

施潘是基民盟的知名政治家,此前他和丈夫在美國通過代孕獲子而受到輿論壓力。

施潘的丈夫丹尼爾‧豐克(Daniel Funke)在社群網站上公佈了二人喜得貴子的消息。施潘本人在接受《圖片報》採訪時說:「我的丈夫當了爸爸,我也一樣。格奧爾格(Georg,編註:二人的兒子)是我們莫大的快樂,這種感覺難以言表。」

孩子的基因來自丹尼爾‧豐克。「我們知道,代孕常常伴隨著不確定性和偏見。但正如偉大的(足球皇帝)弗朗茨‧貝肯鮑爾(Franz Beckenbauer)所說:『上帝為每一個孩子的誕生感到欣喜』,」豐克對《圖片報》表示。

據兩位父親介紹,代孕母親將繼續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她現在實際上已經成為家庭的一份子,並將陪伴格奧爾格走過人生旅程。」

「在德國國內制定法律,卻利用金錢和人脈規避這些法律」

今年2月於斯圖加特舉行的全國黨代會上,施潘所在的基民盟(CDU)重申了其關於代孕問題的立場:「鑑於涉及代孕的倫理、法律及實際問題,基民盟重申其主張,即維持德國對代孕(包括利他型代孕)的禁令,以防止濫用、剝削及健康風險。」

施潘曾經明確表示反對代孕圖片來源: Thilo Schmuelgen/REUTERS

該黨一位女發言人在接到《圖片報》問詢時強調:「德國基民盟已通過明確的黨代會決議。從黨的角度來看,德國目前的法律狀況應保持不變。」聯邦家庭事務部長卡琳‧普裡恩(Karin Prien,基民盟籍)所在部門的一位發言人也援引了聯合執政協議,明確表示有關代孕的法律狀況維持不變。

德國著名女權主義活動人士愛麗絲‧施瓦澤(Alice Schwarzer)對施潘代孕生子一事提出了尖銳批評:「德國禁止代孕是完全正確的。作為基督教民主黨派的議會黨團領袖,延斯‧施潘迄今為止一直反對解除這一禁令,這也是正確的做法。因為人不是商品。無論是充當『生育機器』的女性,還是為了金錢而被製造並買賣的兒童,都不應成為待價而沽的商品。」

圖林根州婦女聯盟主席馬裡翁‧羅辛(Marion Rosin)態度堅決地表示:「出於充分的倫理考量,德國禁止代孕。任何試圖通過在海外尋求代孕來規避這一禁令的行為,都是對德國法律精神的漠視。」她認為,如果一位資深政治家喪失了公信力,「辭職是唯一合乎邏輯的後果。」

自民黨副主席亨寧‧赫內(Henning Höne)在接受媒體RND採訪時說,代孕是一個複雜的倫理問題,他對不同的觀點持尊重態度。「但我無法尊重的是那些政客:他們在德國國內制定法律,卻利用金錢和人脈在國際上規避這些法律。」

懷孕和分娩絕不能「變成主要由富人買得起的服務」

左翼黨黨員卡特琳‧格貝爾(Kathrin Gebel)警告稱,懷孕和分娩絕不能「變成主要由富人買得起的服務」。不過,她也對所謂的「利他代孕」(即無償代孕)也持批評態度,因為「懷孕和分娩對相關女性而言,都伴隨著巨大的身體、健康及社會風險」。

隸屬於基民盟的「支持生命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組織主席蘇珊娜‧文策爾(Susanne Wenzel)批評指出:「政治家的這種行為——無論其初衷如何——都嚴重削弱了公眾對我國法律體系的信任,給人留下了這樣一種印象:政治決策者所適用的標準與普通公民截然不同。」

2015年,在擔任聯盟黨議會黨團衞生政策發言人期間,施潘曾對《GQ》雜誌說:「作為一名同性戀者和基督徒,我個人很難接受『借腹生子』(代孕)這種做法。要接受自己無法通過自然方式成為父親,需要極大的謙卑之心。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備這種心態。」2020年,在他領導下的聯邦衞生部拒絕了自民黨關於部分將代孕合法化的呼籲。

代孕在德國被明令禁止。協助安排代孕的醫生將面臨刑事處罰。充當代孕中介同樣屬於違法行為。

不過,在德國撫養一個在海外通過代孕出生的孩子並不違法。「施潘案」便是一個例子。然而,根據德國法律,代孕母親始終被視為孩子的法律母親。

據Tagesschau報導,許多德國人會前往海外,通過代孕實現為人父母的願望。代孕每個孩子的總費用在10萬至25萬美元之間,其中大部分支出用於支付中介費、法律費用和保險費。因此,美國的代孕服務是一項商業活動,這也使其經常因倫理問題而受到批評。此外,加拿大、烏克蘭、俄羅斯和喬治亞也存在代孕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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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新社 Tagesschau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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