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在中國人大上周通過改革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8名海外的香港運動人士14日發起《2021 香港約章》，希望海外港人能透過這個《約章》團結一致。《約章》內容提到，香港人自1980年開始不斷爭取民主制度，但在中國政府不改變一黨專制的前提下，《中英聯合聲明》屢遭破壞，一國兩制目前已「名存實亡」。

《約章》寫道：「在二零二一年之初，我們希望透過《香港約章》來凝聚港人國際戰線的力量，團結海外港人社群，為光復香港的長遠之路籌謀和準備。我們矢志對抗中共霸權及壓逼，爭取港人民主自由；守護並延續海內外港人的自主意志；呼籲國際社會對抗中共威權擴張，共同守護民主自由的價值。」

參與發起《香港約章》的流亡運動人士張崑陽表示，過去許多民主運動都有發起《約章》，所以他希望透過相同的手法，紀錄香港這個時代的聲音。他指出，《香港約章》分成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展現出海外港人的信念，他們希望藉由《約章》展現海外港人的團結，避免派系鬥爭與海外運動泡沫化。

第二部分則是強調香港人獨特的身份丶文化認同與價值觀。張崑陽說：「香港人應該能夠決定香港的內政。我們不接受中共試圖干預我們的內政，我們也敦促中共取消假的選舉制度。此外，我們呼籲中共廢除國安法，釋放所有的政治犯，這是我們的最終要求。」

第三部分的中國篇，張崑陽說他們希望透過《約章》，要求中國政府結束一黨專政，停止在西藏丶新疆丶內蒙古的「種族滅絕」行為，並尊重台灣人的自決權。而在第四部分的國際篇，該《約章》表示，應該以跨黨派的信念推展國際倡議工作，讓更多自由世界的國家能參與。

同為《約章》發起人的羅冠聰表示，大部分發起《約章》的海外港人都已無法返回香港，有些人甚至被港警通緝，但他們希望透過《約章》來強化國際倡議工作的基礎，替未來返港鋪路。他說：「我們都知道，香港的自由現在受到嚴重打擊，權利也正被侵蝕，所以在香港內部已很難推展任何倡議行動。想在香港內部發展國際倡議活動的人，都可能成為香港司法系統打壓的目標。海外港人的責任是為香港發聲，而國際倡議的責任現在也轉移到海外港人身上。」

在去年底流亡海外的前民主派議員許智峰則表示，雖然他現在可以毫無顧忌地替香港發聲，但當他看到香港人在受苦的同時，他明白自己在享受自由的每一刻都承擔著責任。他說：「如果哪一天我沒有用我享有的自由去為香港發聲，我會自責並譴責自己。《香港約章》是我與家鄉的承諾，也是海外港人為了復興香港該做的事。」

重視香港社群的多樣性

美國肯塔基大學文學及科學院副教授任萃言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獲得不同社會群體的廣泛支持，他們將挑戰壓迫政權設定為運動的共同目標，並以共同的抗議口號來促進一種跨越差異的團結精神。

她說：「他們包容不同的抗爭策略，而對他們來說，挑戰香港與中國政府是運動的共同目標。然而，儘管香港人在運動中有共同的經驗，但每個人對運動的意義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運動人士應該小心不要把不同的觀點歸納在團結的旗幟下。」

羅冠聰在回應德國之聲提問時表示，《香港約章》的起草團隊成員背景多元，所以雖然對外展現團結非常重要，但他們不希望這個《約章》讓海外港人社群認為他們要將一套準則加諸海外港人身上。他告訴德國之聲：「我們八個人是因為共同的價值觀和信念而集結在一起，我們希望將價值觀轉化成一個約章或大家能認同的東西，這樣我們可以通過共同的信念，在複雜的海外社群中鞏固共識。」

同為《香港約章》起草人的梁繼平則補充，根據他們過往參與運動的經驗，他們必須先認清海外港人社群的多樣性，再瞭解到真正的力量來自於基層組織建立的堅實基礎。他告訴德國之聲：「我們必須鞏固地方組織的力量，然後從那邊開始建立區域內的對話。如果我們做得很成功，我們可以開始建立全球對話。我認為，這個約章是鞏固全球不同社群間力量的一個開端，也許我們可以共同制定戰略，並思考未來的方向。」

台灣民主運動經驗如何影響香港？

過去幾周，香港人多次以台灣70年代的民主運動經驗來形容香港現下所面臨的局面。在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本月初因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出庭聆訊時，羅冠聰曾在臉書發文表示，該聆訊是香港諸多政治犯審訊中，最接近台灣「美麗島審訊」的一次。而上周，包含張崑陽在內的多名海外港人在以語音交流的社交軟體Clubhouse上也特別開房間討論香港能從台灣民主抗爭的經驗中學到哪些課題。

張崑陽告訴德國之聲，海外港人在合作與串連上仍有許多進步空間。他說，目前香港內部抗爭的空間變得非常有限，所以不少人對於海外港人的國際倡議行動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說：「我之前與其他海外港人一起出版的一本雜誌，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步，因為我們能藉此互相聯繫，也可以透過其他渠道將相關訊息傳回香港。我們希望與香港公民社會保持聯繫。由於現在香港內部無法討論許多事物，所以海外港人有責任繼續維持相關討論，嘗試延續香港當地無法保存的記憶。」

張崑陽以海外台灣人的組織為例，他認為海外台灣人擅長組織文化團體，並有效的將母語及文化傳承給第二代海外台灣人。他指出，海外台灣人擅於講述「台灣人」故事的技巧，非常值得海外港人學習。他告訴德國之聲：「他們能把自己的文化丶歷史丶身份與中國的文化丶歷史丶身份區分開來，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在美國一些頂尖大學開始出現一個將台灣研究與中國研究分開的趨勢。這點對我們來說也非常重要。」

張崑陽強調，海外港人必須學習如何講述好屬於「港人」的故事，並想辦法鞏固港人在世界上的形象。他說：「無論在學術界丶政治界或民間，我們要樹立香港人的形象，讓世界知道香港人真的很特別，且我們值得世界幫助。」

「香港正步入緊縮狀態」

在3月12日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一場線上講座中，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與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翠蓮以台灣過去數十年受威權統治的經驗為例，與香港過去幾年來經歷的巨大變革做比較。吳介民指出，台灣在70年代的民主抗爭運動之所以會成功，主要是因為黨外運動在美麗島大審判後沒有散掉，而新一代的民主運動人士也在第一代的運動人士被捕後，承接民主運動的組織跟宣傳工作。

他說：「台灣民主運動在關鍵時刻是團結局面，他們在政治高壓之下，仍能克服內部難題，在關鍵時刻保持團結，讓黨外的組織跟本土思想得以延續。」

吳介民表示，香港過去幾年經歷了2010年的政改丶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分歧丶以及2019年「反送中」示威期間「和理非」與「勇武派」的團結，這些經歷顯現出來的是，在政治高壓下，內部的分歧便會成為重要議題，而統治者也會盡可能以分而治之的方式挑起內部互相猜疑與批鬥，讓反抗方經歷運動創傷。

他說：「這些經驗，台灣都非常的熟悉，香港也是在不斷克服這些問題。在威權政府下，被統治社會的內部政治的思想鬥爭無法迴避，被統治方應該正面對待這些問題。由於台灣過去長久的歷史中都處於被殖民跟鎮壓的狀態，所以台灣人與抵抗運動的菁英曾很清楚如果在關鍵時刻不團結，運動的民氣跟成果會被摧毀掉。」

台灣大學歷史系的教授陳翠蓮則說，台灣能成功完成民主轉型，除了人民的意志外，台灣當時也有一些外在條件促使整個轉型的過程。她表示：「台灣的民間社會在反抗運動集結的同時，也將相關的記憶進行集體保存。此外，在美國於70年代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之時，也為台灣的民主轉型創造了機會，因為當時台灣政府對內治理的正當性已開始流失。」

陳翠蓮指出，由於當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正在經歷民主化的過程，所以時任台灣總統的蔣經國承受很大的民主化的壓力。但反觀現在不少國家都出現民主倒退的情況，也讓香港面臨的挑戰更加艱難。她說：「如果用台灣經驗來對照香港現在的處境的話，香港差不多正步入緊縮狀態，法律丶政治與選舉等層面的參與空間都變得很有限。」

吳介民直指，中國現在正在對香港進行二次回歸，想把香港透過再殖民化的過程，納入中國內部的政治文化結構。他說，未來值得觀察的是香港是否會成為下一個上海或深圳。他說：「亞洲很多國家都正面臨一個『中國』難題。香港要思考怎麼渡過這個非常長期的中國難題，因為這個難題不會因為習近平政權的興衰而解決。但是對壓迫者來說，生存下來很重要，但要如何有意義的生存下來的挑戰很大。台灣與香港都該思考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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