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出身的潘岳現年44歲，屬於改革倡導派裡的中堅力量。他指出，中國環境惡化問題是有其內在因素的：原材料緊缺、耕地面積減少、人口不斷增加。目前中國的13億人口是50年前的兩倍，到2020年，這一數字還將上漲到15億。而在城市膨脹的同時，沙漠不斷蔓延，可居住區域及耕地面積在過去的50年內縮小了將近一半。

潘岳警告說，如果環境問題不能得到改善，中國的經濟奇跡很快就要成為過去。世界十大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當中有一半是落入了中國的版圖之內，更加觸目驚心的事實是：三分之一的中國地區降過酸雨、七大中國河流中有一半污染嚴重、四分之一的中國居民沒有清潔的飲水源、三分之一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著污濁的空氣、經過環保處理的城市垃圾只佔不到20%的少數……

環境污染也提高了生產成本，造成的經濟損失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8%到15%，而人民的健康代價更是無法估算。單只在北京，70%至80%的癌症病因與環境有關，尤其是肺癌，已經成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目前，中國政府已經逐步認識到了環境對人類的報復，並開展了相關的治理工作。例如在北京，空氣比以前清新了，一些河流及湖泊也開始顯得清澈，各地增設了自然保護區及模範城市，國家也頒布了更嚴格的環境保護條例。不過，潘岳也承認，同環境治理工作相比，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重視程度顯然更大，而且很多領導幹部深信，經濟增長能夠自動保障政治安定。

潘岳指出，這種想法實際上是錯誤的。經濟發展越快，一旦改革跟不上步伐，政治越容易陷入危機。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中潛伏的不穩定因素更會爆發出來。民主、法制體系如果不能適應社會發展變化，不同的民眾團體將無法繼續平衡自己的利益分配，社會衝突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潘岳看來，中國經濟雖然正在蓬勃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有解決環境、原材料危機的經濟實力。因為同發達國家8千至1萬美元的人均國民產值相比，中國國民對抗危機的能力實在是微不足道。潘岳建議引入綠色國民生產總值的概念，用以凸顯環境治理工作也對經濟的長線增長起著不容漠視的作用。

正是鑑於環境的承受能力，中國政府新近中止了30個項目的運行，其中包括一些發電站的建設工作（其中有一個位於三峽）。但是當明鏡周刊記者追問說，另有26個項目不是在交納了少量罰金後又得以開工了嗎？潘岳也對此事實表示遺憾，又繼而強調了法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說，國家環保局與利益集團及地區政府之間確實存在著矛盾，但是民眾、媒體及科技界卻是支持改革的強大後盾。一旦中央認識到了環保工作的重要性，並且將改革精神貫徹下達到地方，社會各界都將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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