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高科技在中國對抗疫情期間首次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能保障人們在隔離期間與外界的聯繫，貨物運輸也能持續運行。另一方面，在人工智慧（AI）等領域中也開發出有助於及早發現疫情爆發以及預測走向的功能。

與此同時，使用機器人不僅能為患者提供幫助，也避免讓健康人士暴露在危險中。例如山東國興智慧型科技有限公司就開發出一款掃地機器人，代替人工在隔離站中噴灑消毒劑。深圳市科比特航空（MMC）則使用無人機運送藥物至疫情嚴重的地區。不過這些都還是亡羊補牢式的設備。

以人工智慧及早發現疫情

就連世界衞生組織（WHO）也斷言，人工智慧能起到早期發現疫情的作用。主要方式是通過移動記錄辨別出可能被感染的人群。前提當然是能取得機場監控攝影、大型集會參加者名單或是病歷等訊息，以便識別出高危險群。這幾乎只有在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才可能實現；在德國，不良的歷史經驗使得人們的數據保護意識很高，上述做法缺乏可行性。因此，西方國家與中國在此議題上的技術差距不斷擴大。

過去幾周，中國許多科技公司越來越關注抗疫。例如科技業巨頭百度如今就使用人工智慧，以紅外線感應技術測量路人體溫，據稱精準度誤差僅0.05攝氏度。阿里巴巴等其它企業也想利用人工智慧改善新冠疾病的診斷。阿里巴巴開發了一個新的AI算法分析肺部計算機斷層掃描（CT），能比醫師診斷更迅速高效。醫療人員平均需要15分鐘分析一份CT報告，人工智慧只需要20秒就能甄別一般肺炎或新冠肺炎，而且準確率達96%。中國各地已有26家醫院採用該程序，未來幾周內還將擴大至100多家醫院。如果這樣的系統能平穩運行，無疑能大幅減輕醫療人員的沉重負擔，尤其是在人力吃緊的疫情中心城市武漢。此外，病毒在早期階段擴散的幾率也能顯著降低。

不僅中國著手開发人工智慧，一家加拿大新創公司也通過評估公共新聞和交通訊息，在武漢發出公共預警前就成功預測潛在的疫情熱點。這家名為"藍點"（BlueDot）的公司是由曾就讀於美國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印裔加拿大籍教授卡姆蘭‧汗（Kamran Khan）創立。卡姆蘭‧汗在返回多倫多後，因對當年的SARS疫情印象深刻而創立了藍點公司。SARS曾在多倫多造成44人死亡，包括一名卡姆蘭‧汗的同事："這件事打開了我們的眼界，並且成為日後我們所作一切的動力。"他的國際團隊中有來自美國、亞洲、歐洲的成員，其中包括知名德國電氣工程師弗蘭克‧塞弗特（Frank Seifert）。早在去年12月31日，藍點公司便從多倫多就武漢疫情發出了病毒警示。幾乎就在同時，武漢醫師李文亮通過微信向幾名同事示警，提醒他們穿上防護衣。他是第一個被當局要求保持沉默的醫師，此後因為感染病毒而死亡。

這已經是藍點公司第二次成功預測疫情：2016年該公司的研究員也預測出巴西的寨卡病毒會蔓延到佛羅里達。

人臉識別和位置跟蹤

中國還採取了一些在西方國家難以實行的措施：中國目前正針對臉部識別進行編程，以便在佩戴口罩的情況下依然能識別身份。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人臉識別能幫助我們識別那些可能接觸病毒的人。在2003年SARS爆發時還沒有這樣的高科技。"還有一樣當年尚不存在的東西，那就是密切監視中國民眾一舉一動、數量高達2億至4億個的攝影頭。

批評者擔憂，北京會利用此次疫情再次擴大已相當嚴密的電子監控。許多新健康應用程式都建立在共享個人數據和跟蹤定位基礎之上。監控方甚至可以準確知道用戶在火車上的座位號，每個公民目前的所在地或過去造訪的地點。人們一方面可以在地圖上看到鄰裡間有哪些小區出現病例；另一方面，他們自身也隨時處於行蹤被監控的狀態。這意味著當局擁有越來越多的敏感訊息，不僅能用於幫助人民，也能鞏固權力。

中國政府目前正推行阿里巴巴子公司螞蟻金服製作的一個手机應用程式，使用者會得到一個專屬"健康碼"，分為綠色、黃色和紅色。綠色代表無風險，黃色意味著使用者必須在家中隔離最多7天。健康碼是紅色的民眾則需在家隔離14天。這个應用程式目前已在浙江省、四川省和海南省的200多個城市運行，目前依據的是用戶自行填寫的訊息，其目的是為了提升民眾的安全感。

該App是以用戶過去與感染者接觸的可能性、曾造訪感染案例密集的地區或個人通報的疑似症狀進行演算。但用戶並無法確切知悉還有哪些訊息被納入考量以及最終是如何得出評估結果。目前已經有中國民眾對於健康碼被歸類為"紅色"表示抗議與不解。顯然那些出生於武漢的民眾會被自動歸類為黃色，即使他們多年不曾造訪當地。換句話說，這些民眾因為出生地就被烙上標記。據《紐約時報》報導，這些訊息會被直接交給警方，這樣的情況令人心驚。

更嚴密的控制

可以觀察到的一點是：病毒賦予北京當局機會，能更迅速有效地提供幫助，同時更嚴密強化監控系統，填滿剩餘的監控漏洞。這個一體兩面的結果幾乎無法避免。3月1日生效的網路訊息治理規定便是一例。根據新規，"散佈謠言"、"擾亂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以及"破壞國家統一"的內容都會被刪除並受到更嚴厲的懲罰。至於何種言論是不良訊息則由政府說了算。

"營造良好網路生態"的措施可能是對吹哨者李文亮之死引發的不滿聲浪做出的直接回應。當时網路用戶甚至要求更多的言論和媒體自由，但這些聲音很快便被壓制。由於中國的數據保護法在許多方面比歐洲法規模糊，因此能允許這種嚴管措施。

中國政府有更多操作空間能定義"安全"和"公共利益"。在疫情逐漸平息後，中國民眾可能也已適應更為嚴格的監控措施。中國人民考慮更多的是眼前的狀況。當前他們更在乎如何避免可能使其日常生活大規模受限的新一波病毒危機。

專欄作家Frank Sieren在北京生活超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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