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以及民主參與與專制制度的關係等問題上, 不僅中國政府，就連中國百姓也與我們西方人的看法不同，他們對人權問題有著各種不同的詮釋。這與各自的歷史經驗有關。

不過，一個有8000萬人口的國家和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家還是有區別的。所經歷的發展階段也同樣存在差異: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國民經濟體, 但是其人均社會產值與保加利亞相當，而保加利亞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西方觀念的影響

德國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 (Franks-Walter Stestemeier) 12月初訪問中國時曾強調, 每個國家都是"根據自己成功或者挫折"的經驗來評判人權問題。我們在歐洲所獲得的經驗受到兩次世界大戰痛苦經歷的強烈影響。然而也正是在此基礎上誕生了《人權憲章》和其他的一些國際條約。不過施泰因邁爾總統強調，"所有這一切從來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從來都不是一視同仁的，永遠都不是靈丹妙藥。"但對他來說仍然是一個 "具有無限價值的成果", 對此他"既不想削弱也不想放棄" 。

毫無疑問, 《聯合國憲章》尤其帶有西方人權觀念的烙印。其精神之父包括一個加拿大人、兩個法國人、一位美國婦女、一個黎巴嫩人，還有中國外交官兼哲學家張彭春。但是這位中國人處於弱勢, 因為當時中國在國際上幾乎沒有發揮任何政治作用。坐在談判桌旁的也沒有俄羅斯、印度、伊朗、非洲或南美國家的代表。

在7 0年後的今天則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西方認為，其一手發展起來的價值觀應是如此具有說服力，全世界都該毫不猶豫地追隨西方的價值觀。然而滿足這一要求又談何容易。施泰因邁爾在中國發表的最重要講話也反映了一個巨大的矛盾困境: 如何將西方的成就與新崛起國家--首先是中國的觀念融為一體, 同時又不必放棄太多自己的價值觀？

一個答案是: 我們必須樹立起令人信服的價值觀, 絕對不能使用雙重標準。施泰因邁爾指出, 僅中國和歐洲的不同視角就非常的複雜, 在"處理這種複雜和充滿張力的關係時雙方都要小心謹慎"。

這意味著, 我們需要比以往進行更深入地對話，以及更詳細地向中國人解釋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 我們是怎樣想的。我們要找出為什麼很多中國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變換視角的明智對話

所以，施泰因邁爾從來不講歐洲甚至德國的數字化倫理是衡量一切的標準,而是刻意強調 "我們的方向"，他承認 "這些問題在中國今天往往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回答 "。他也承認，允許人們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是相互靠攏的第一步, 是實現諒解的前提。因為這只是意味著尊重對方的立場。然而, 要在讓步和堅持自己的信念之間把握好正確的尺度並不容易，特別是幾百年來，我們西方人已經習慣於作為少數人為全世界制定游戲規則。

但從目前看來, 我們歐洲人似乎是在全球發生急劇變化的壓力下, 試圖變換視角、展開明智的對話。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做得比大多數美國人, 尤其是美國總統要好一些。這也有其歷史原因: 我們經歷了更多的經驗教訓。 法國人和德國人相互視為 "宿敵"的年代結束至今不過70年，但我們現在是親密的朋友和合作夥伴。這一歷史經驗顯然幫助施泰因邁爾在中國找到了正確的基調。

本文作者20多年來生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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