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在澳大利亞政界人士對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領土侵略和侵犯人權行為對中國提出批評後，北京當局通過打擊澳大利亞人的錢包作為報復。在過去兩年中，中國這個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對其大麥、煤炭、牛肉、木材、糖、棉花、海鮮和葡萄酒等產品徵收高額的關稅。 
 
新加坡亞洲新聞台（CNA）報導，對澳大利亞來說，幸運的是大多數受影響的商品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客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填補了大麥的空缺，而拉丁美洲、歐洲、東南亞和印度的需求成長，彌補了對中國煤炭出口中斷的影響。但澳大利亞的葡萄酒生產商就沒有這麼幸運。
 
自2021年3月以來，中國對澳大利亞進口的瓶裝葡萄酒，徵收116%至 218%的關稅，高關稅讓許多中國消費者和貿易商卻步，直接放棄引進澳大利亞紅酒。
 
根據澳大利亞葡萄酒協會的數據，在2022年3月的前一年，澳大利亞葡萄酒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金額下降了97%，僅有2400萬澳元。這與施加關稅前的出口數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中國購買了大約40%的澳大利亞出口的葡萄酒，每年消費價值接近10億澳元，使中國成為澳大利亞葡萄酒最大的市場。
 
根據估計，中國過去大約有5200萬人會購買澳大利亞的葡萄酒。而英國和美國則排在第二、三位，英、美兩國每年進口的澳大利亞葡萄酒金額，大約是中國課徵關稅前的一半。
 
中國對澳大利亞採取的報復性作法，也衝擊到葡萄種植者。從2021年開始，澳大利亞許多葡萄園傳出大豐收，去年生產了創紀錄的210萬噸釀酒用葡萄。但現在需求減少，結果許多獨立種植者無法將收成出售給釀酒廠，導致至少數千噸優質葡萄被迫放到腐爛。

 

大品牌與貿易商轉換策略

 
報導說，在當前政策影響下，不少品牌與貿易商決定轉換策略扭轉態勢，像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葡萄酒品牌奔富（Penfolds）在今年5月宣佈，將推出旗下首款在中國大陸生產的葡萄酒。「對我們來說，中國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市場」，奔富母公司富邑葡萄酒集團（Treasury Wine Estate）的首席執行官福特（Tim Ford）說。 
 
福特指出，在中國大陸培養了強大的追隨者後，奔富在中國本土生產是「自然而然的下一步」。 
 
在上海從事酒類貿易的經銷商阿磊（化名）向德國之聲記者指出，現在除了價格較高的奔富（Penfolds）等大品牌的紅酒外，已沒有再出售澳大利亞生產的紅酒。阿磊表示，目前「基本上都轉做其他國家（業務）了，很大一部份原因確實是因為關稅」。 「（除了奔富以外）其他的澳洲紅酒，基本上也沒有客人在問」，阿磊說。
 
隨著澳洲紅酒的進口價格高漲，阿磊也不再發展澳洲紅酒的生意，就算是奔富的紅酒，「買的人主要還是之前的老客戶」，阿磊說。而且他態度上也變得消極起來，「若有人問起奔富，我才會去幫他看現在上游的價格」，他說。
 
像奔富的知名產品「407紅酒」，阿磊指出，自從有了高額關稅以後，他手上一瓶的價格從人民幣720元，上漲到了人民幣920元，相當於漲了27.78%。「以前當然更低了」，阿磊說。

澳洲的葡萄酒貿易商林先生也同意阿磊的看法，他說「中國市場還是有（澳洲的葡萄酒），但因為貿易制裁的原因，市場份額下降」，「除了奔富這種一線品牌外，其他都很難做」，他說。

華人酒莊轉型困難

 
在澳大利亞擁有一座葡萄酒莊的李女士（化名）向德國之聲記者表示，她過去主要的市場就是在中國大陸，而中國政府對從澳洲進口的葡萄酒施加鉅額關稅，確實對她的生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李女士估算「成本可能上漲了10倍」。
 
原籍中國的李女士，10多年前與兒子來到澳洲旅遊後，就愛上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不久之後，她買下了一個當地的酒莊，並聘用了10幾名員工，成為了當地政府眼中的「成功移民故事」。
 
李女士一開始判斷，中澳關係之間的外交僵局不會維持太久，「我算是轉型比較遲鈍的」，「以前還是有判斷上的失誤」。因此，當澳洲紅酒被課徵高額關稅之後，她仍嘗試將自己酒莊的紅酒銷往中國，並且盡力吸收成本，「我以前的買家，都還是沿用以前的價格（收購）。」
 
而對於她為何在中國施加關稅後，仍堅持要將自家品牌的紅酒銷往中國市場，她解讀「中國一直賣得很好，市場很大，也比較輕車熟路」。
 
而除了直接的關稅成本以外，中國海關的通關速度在近期也有明顯變慢的趨勢，關於澳洲酒類產品進到中國的通關速度，「以前的話一個月左右，最長一個半月」。但近期卻變得困難不少，「現在四個月到半年的時間才會清關」，李女士說。
 
但隨著中澳衝突超過兩年，她不得不思考其他的替代市場。目前李女士想透過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等國舉辦品酒會等形式，「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突破口」。也考慮過要出口自家的紅酒到台灣，而只對中國和澳洲市場有銷售經驗的她坦言，要打入其他國家市場，「還是滿艱難的」。
 
而對於如何讓自己的紅酒回銷到澳洲國內市場，李女士也正與澳洲最大的一些酒類零售商，例如丹墨菲（Dan Murphy）等連鎖業者談判，但至今尚未完成。
 
李女士指出，她的酒莊雖然較小，而且歷史也不悠久，但近幾年獲得一些世界性的大獎，因此跟澳洲連鎖業者談判時，「前期還是比較順利的」。
 
可等到後期談判時，若考慮到價格和宣傳費用上的負擔，李女士認為，她們就還是不太成功。「如果加上（自行負擔的）推廣等費用，（連鎖業者開的）有些價格，我們連成本都不夠」，她說。
 
正在建立新釀酒車間的李女士，現在的企業轉型策略，就是主攻澳洲本地的餐廳和酒吧，希望自己旗下的紅酒能夠進到更多的西餐廳和中餐廳，也已經取得一些成果。「後期可能會有小團觀光」，這是她正在考慮的另外一個方向。
 

 

澳洲的酒誰來喝

林先生指出，澳洲紅酒現在主要的出口對象就是港澳，越南，新加坡這些週邊國家，同時也在開發北美市場，「就連富邑這種大公司，也在美國進行產品開發。」 

CNA報導稱，一些人正在加大向澳大利亞本地消費者銷售的力度，他們通常飲用了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的葡萄酒。其他人則將重點放在韓國，韓國是澳大利亞主要的葡萄酒進口國之一，2021年進口量增長了76%。 
 
印度市場也有望有所成長，因為澳大利亞和印度之間新的貿易協議已經到位，印度會將澳大利亞葡萄酒的關稅削減一半，降到75%。但印度只有大約300萬人有定期飲用葡萄酒的習慣，這讓澳洲業者的興奮情緒有所緩和。 
 
新加坡正成長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的市場。新加坡2021年進口了1.66億澳元的澳大利亞葡萄酒，幾乎是 2020 年的2倍。新加坡在澳大利亞葡萄酒上的花費，相當於接下來的4個最大的亞洲市場，也就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台灣的總和。事實上，新加坡現在也是澳大利亞第5大葡萄酒出口市場。 
 
新加坡葡萄酒經銷商Pivene的聯合創始人洛納根（Matthew Lonergan）說，新加坡的飲酒者可以「期待從更好、更高、更小眾的澳大利亞生產商那裡，獲得更多選擇」。 
 
而對於中澳之間的葡萄酒關稅能否降低，讓中國5200萬葡萄酒消費者重新擁抱澳大利亞的葡萄酒，瑪格麗特河葡萄酒協會首席執行官懷特蘭 （Amanda Whiteland）則認為，「希望」，懷特蘭說，「（中澳）對話可能很快就會重新開啟。」
 
李女士則不是很樂觀。「（中澳關係）現在有跡象會回暖，但實質上我們看不見這種回暖」。因此「還是不得已要去開發其他國家的市場」，李女士解讀。 
 
（新加坡C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