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消失了，是否步上秦剛的後塵？台灣「上報」發表文章《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應是凶多吉少》，作者洪耀南迴顧中共的歷史指出，中國的國防部是唯一沒有副部長、沒有業務司、沒有獨立辦公大樓的部委，位高權重風險大，首任部長彭德懷和第二任部長林彪都不得善終。

文章說，鄧小平掌權後推出八二憲法，新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是兩塊招牌同一套人馬，並取消副部長的編制，所負責業務也移撥給軍委會四總部辦理，國防部完全虛化，但國防部接受軍委與國務院雙重領導，所以部長是排名軍委會首席委員、也是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國務委員。
 
作者說，雖然李尚福也是紅二代，但不同於習近平與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他們不僅是兩代交情，更同是大院長大的太子黨，況且張又俠是隨時可以退休的年齡。李尚福成為這波軍隊將領整風的指標，可以借由打貪腐又可威嚇蠢蠢欲動的大老與太子黨，可見李尚福是凶多吉少。

藏族學童：故土上的陌生人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中國寄宿學校的百萬藏族兒童正在經歷什麼》，作者Gyal Lo指出，隨著中國政府70年來不斷尋求建立對西藏的統治合法性和控制權，教育正愈發被視為奪取政治控制權的戰場。通過讓兒童與家人和熟悉的環境分隔，將他們送進寄宿學校，對他們進行同化，國家篤信未來的年輕藏人將被培養成中共擁護者，是易於管控和操縱的模範國民。如今這些寄宿學校裡有大約100萬名四歲至18歲的兒童，佔到這一群體總人口的80%。其中至少有10萬人——相信真實數字遠不止於此——的年紀只有四五歲。

文章說，這些學校嚴格控制家長的探視。在某些情況下，學童每六個月才見一次家人。宿舍、操場和教師辦公室受到嚴密監控。教室裡安裝了攝影頭，毫無疑問，這是為了確保老師們只使用中共批准的教科書——他們當中許多人是年輕的中國本科生，幾乎沒有藏語和藏族文化背景。截至2005年，已有2.9萬名藏族學生在這些學校就讀。這一趨勢只會加速發展，而且影響到越來越小的孩子。作者說，「我擔心他們長大後會永遠在自己的家裡、自己的故土上成為陌生人。」 

中國「哈貝馬斯熱」的背後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哈貝馬斯在中國：從小區維權到鄰避運動，公共領域真的存在過麼？》，作者秦凱明指出，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新作《哲學導言：交往理性五論》在上海書展高調亮相，在大陸學界和傳統意義上的西方交流日漸減少的今天，哈貝馬斯似乎是為數不多的仍然可以安全地「崇洋媚外」的歐美學者之一。

然而，四平八穩的官方背書和同期中國社會評論、輿論使用哈貝馬斯的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2022年下半年以來，在小區、社區、街道中反抗不合理防疫措施的行動、乃至於最後席捲全國的白紙運動中，參與者經常使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口語中經常翻譯為公共空間）、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乃至於延伸出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一系列語言支持自己的主張。

專訪哈貝馬斯：「避難權屬於人權」

文章指出，從哈貝馬斯2001年訪華點燃大範圍「公共領域」熱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不難發現這個概念正經歷實踐和理論領域的雙重困難：現實中國社會的民主化並沒有在討論中層層推進這無需多言，理論層面，人們也是推磨般一次次在新事物中尋找希望然後失望，或者給公共領域增加無窮多的形容詞，比如圍繞利益的、特定話題上的、未受訓練的、不成熟的……甚至還有人提出專制公共領域（authoritarian public sphere）。

這些事物看似有公、有域，但距哈貝馬斯所說的有嚴格限定條件的公共領域已經相差十萬八千里。盲目而不加甄別的樂觀背後其實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惰性：既不願意認真觀察真實的實踐，也不願意長遠地推動實踐，更不願意另闢蹊徑進行理論探索。不止是普通人不願意，學者和知識分子也不願意——這麼多年過去，描述我們如何被壓迫的理論日新月異，思考我們如何走出壓迫的理論卻未更新，哈貝馬斯六十年前完成的作品仍然居於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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