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知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冷戰模式重啟，美國怎麼辦？》，指出「後後冷戰兜了一個大圈子又把我們帶回了冷戰之前的時代，帶回那種國家之間的權力游戲。曾經有那麼一刻，世界看起來似乎會是另一種局面——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好像會取得和解，中國會演變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而俄羅斯會成為歐洲和八國集團的一員。但那個時刻感覺已經像上輩子那麼久了」。

弗裡德曼說，今天，西方記者難以取得中國簽證，腦子清醒的美國商人都不會把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帶去北京，「中國駭客對你的個人訊息的掌握比領英(LinkedIn)還要多」。他引述亞洲問題專家班安祖(Andrew Browne)的話說，「從戰略角度講，中美關係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蘇聯這一讓兩個國家聯合起來的共同威脅已不復存在。」雙方還沒有形成新的基石，比如成為全球穩定的共同維護者。「中國不會白白約束自己在南海的行為；它要依靠向美國出口貨物來取得經濟增長。他們有所顧忌，不僅僅因為我們有大棒，還因為我們有胡蘿蔔」。

北京在港聯合陣線的吊詭之處

政治學者呂大樂在香港《明報》發表文章《後政改的民生經濟劇情》，指出香港建制派一向「聽教聽話」，並以此作為長期留在權力核心的方法，可是亦正是這個原因，他們總不能在廣大群眾面前建立一種有獨立思考、有自己一套政治主張和社會議程的形象，無法在社會層面上真真正正的打開廣泛的團結面，成為一種有機的、取得民眾支持的、活潑的政治力量。

呂大樂說，北京在香港開展聯合陣線策略頗有吊詭之處：它要打開一個廣泛的團結面，將工商業、勞工團體、低下階層都拉在一起。在愛國的大旗底下，壓抑了階級利益的差異。「一國兩制」主要就是以資產階級作為首要團結對象的聯合陣線，對回歸後的香港局面，既要提防政治發展上失控，亦要提防福利主義、民粹主義（因害怕尾大不掉，以為這會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現在，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但工商界會願意作出多少讓步？而勞工團體又可以怎樣在沒有拿到什麼好處的情況下繼續撐特區政府呢？

「文化基因論」是否能解決香港問題？

香港網媒《立場新聞》發表文章，評述近日時事作家梁文道與陶傑關於香港本土派的爭論。梁文道一連數月，在《蘋果日報》專欄撰文評論香港本土派的論述，對本土論者提出不少質疑點名批評專欄作家陶傑，多年來將民族性具體化成「DNA」，無法解決當下問題。陶傑一連兩日回應，質疑梁文道是以內地文革的「刀筆」，引起社交網路上不少討論。

梁文道指陶傑是香港最早將身體隱喻帶入中港問題討論的作者，經常使用「DNA」字眼，「彷彿民族性是種深深根植在一個身體上的東西，難以割捨，怎麼自覺怎麼改造都不會有用」，近乎種族主義。梁文道還批評學者陳雲，指他陶傑一樣愛以總體文化論斷，「似乎相信一個包含一切的文化特質是變不了的自然」。梁文道認為，本土族群主義者未有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最終解決方案」，指他們「並不真的想解決問題，他們只想爽一把」。

陶傑質疑梁文道，將他與「被指港獨的陳雲」串在一起、將港獨與民族性扣連，「這是寫給他的恩主共產黨看的，提示應該要抓人」，是「欲置人於死地」。又指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亦曾發言引「中華文明的基因」，反問梁是否敢點名批判王岐山。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