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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牆外文摘:戰狼外交官如何扮成狼外婆?

2021年6月20日

有評論認為,戰狼外交與長期投注巨資的大外宣已是中共外交戰的兩大主要武器,儘管其粗莽的操作手法近年來已經逐漸被國際所察覺與警惕,甚至招致強烈反感,然而真要中共粉飾歷史、徹底改變作風裝可愛,仍然彷彿天方夜譚。

Hongkong | Festnahme von Apple Daily Mitarbeiter durch Sicherheitsgesetz
警察正在搬走蘋果日報總部裡的伺服器圖片來源: Vernon Yuen/NurPhoto/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日在政治局會議上強調對外宣傳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台灣《上報》發表文章《要中國戰狼裝可愛很別扭》,作者吳奕軍說,中共宣傳表現真能如習近平所期許的讓中國「暖化」?至少短期內我們沒看到效果,中共外交部戰狼風格未曾稍歇。例如在6月2日的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汪文斌宣稱「美國在全球25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200多個生物實驗室」,意有所指地表示這些實驗室跟一些危險疾病和病毒的「蔓延始發地分佈情況非常相似」,顯示中共反抗國際強烈要求配合追溯武漢肺炎病毒起源之態度頑強,並且照例「甩鍋」給美國。

文章說,今年2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發表「銳實力與民主抵制之道」(The Sharp Power and Democratic Resilience Series)系列報告,其中特別受到重視的領域就是中共對民主社會言論自由和媒體環境的威脅。近期NED接續發表的「中共在全球媒體的足跡:民主對持續擴張的威權主義影響力之回應」(China』s Global Media Footprint: Democratic Responses to Expand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報告中,關注中共在全球輿論的操縱手法,例如傳播假消息、在西方主流媒體偷渡中共觀點、為掩飾政治真相收買媒體、在主流媒體插頁親共廣告、注資媒體與培訓記者等等。報告指出,中共每年花費數億美元進行大外宣,過去十年以來在全球爭奪話語權的努力與影響力持續擴張。

作者說,由上可見,對中共而言,戰狼外交與長期投注巨資的大外宣已是外交戰的兩大主要武器,儘管其粗莽的操作手法近年來已經逐漸被國際所察覺與警惕,甚至招致強烈反感,然而真要中共粉飾歷史、徹底改變作風裝可愛,仍然彷彿天方夜譚,只是迷惑世人的緩兵之計,正如習近平在學習會議中所強調「要講究輿論鬥爭的策略和藝術」,終究難脫中共「不斷鬥爭」之本質。

每個媒體都有倡議功能

香港《端傳媒》發表文章何為「正常新聞」:「香港《蘋果》被二度搜查,誰來定義言論自由」,作者鄭昶人認為,《蘋果日報》再遭搜捕,這件事映射的深意已遠超一家媒體被政治打壓的層次——當買一份《蘋果日報》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完全不會觸犯國安法——它正在新聞的各個參與者(包括讀者、記者、編輯、廣告商、投資者)之間製造斷裂,打擊整個公民社會的訊息傳播鏈條;它在香港新聞業界製造二元對立的敵我矛盾,試圖「淨化」業界生態、誘發嚴重的自我審查;它要規範「正常」與「不正常」,實際上騎劫了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定義權。

文章說,《蘋果》刊登的文章縱然有其政治立場和論調,但一直以來仍是屬於香港社會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的範圍之內,其爭議主要圍繞在媒體是否具有「倡議」(行動)的功能。而就這一點,即便是在新聞學界內,也有不同考慮,在業界更有不同的實踐形式。在香港,把「倡議」明確作為自身定位,《蘋果》甚至不是首創媒體。支持媒體的「倡議」功能的人認為,倡議只是對古老的傳播功能之一的復興,其實每個媒體都有倡議功能,只是具體的處理方法不一樣。「倡議新聞」就像「快樂新聞「」慢新聞」一樣,只是非傳統型態的新聞,依然要遵守新聞的基本準則與倫理,而即使在方法上有爭議,亦應留待社會自行辯論修正。但今次事件則顯示,政府已有足夠信心,驅動國安法賦予的權力侵入本應屬於新聞自由的空間。

上海復旦大學發生屠殺案後備受關注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S. Wenpeng

復旦大學血案引發討論

台灣《風傳媒》發表文章《血染象牙塔,復旦年輕學者姜文華悲歌》,作者賈選凝說,青年科研人員在復旦大學青年教師姜文華殺人事件後的討論裡,集中為三點對目前高校狀況的怨言:首先是科研人員受制於行政系統,而行政系統因其官僚主義的保守機制,會採用機械的量化方式進行管理,只重數量不重品質,反而對學術真有恪守的人會在其中活得很痛苦。其次是學術同行評價體系嚴重不足,導致缺乏人脈的青年科研人員成為體系中最弱勢的群體。最後就是考評體制根深蒂固的僵化問題,青年人才只能淪為廉價的學術打工仔。

文章說,更有評論者反思:非升即走本來是從美國借鑑而來的制度,為何最終表現得最不適應的反而是許多留美博士,而並非本土的科研人員?大概正因為大陸高校在引入這項評量標準時,只著眼於結果,而忽略了配套程序與背後的制度保障,加上外來制度被本土化後又糅合了某些官僚主義色彩,就變成明明是鼓勵績效的措施,最後卻變成把人逼出象牙塔的殘酷考核。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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