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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外文摘:武漢新冠疫情原本可望得到遏制

2024年3月24日

學者楊大力在新著中指出,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之後,儘管當局迅速啟動了一系列應急響應,但在最初關鍵的幾周裡,各種失誤、審查、政治利益和適得其反的舉措都延誤了阻止病毒的傳播。

學者楊大力在新著中指出,在疫情爆發最初關鍵的幾周裡,各種失誤、審查、政治利益和適得其反的舉措都延誤了阻止病毒的傳播。
學者楊大力在新著中指出,在疫情爆發最初關鍵的幾周裡,各種失誤、審查、政治利益和適得其反的舉措都延誤了阻止病毒的傳播。圖片來源: Ng Han Guan/AP/dpa/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記者Nicola Smith的文章,介紹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力(Dali Yang)的新著《武漢: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後如何失控》(Wuhan: How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Spiraled Out of Control)。楊大力在書中指出,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之後,儘管當局迅速啟動了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一系列應急響應,但在最初關鍵的幾周裡,各種失誤、審查、政治利益和適得其反的舉措都延誤了阻止病毒的傳播,使得原本可望得到遏制的疫情傳遍全球。中共為維護社會穩定而壓制訊息的政治傳統,以及當局對主導權和控制權而非透明度的重視,都是不利於遏制疫情的因素。

楊大力還指出,儘管許多醫生都堪稱英雄,但他們也是在有限制的條件下工作的。"這顯然不是一幅非黑即白的圖畫,而是灰色的陰影。一些最勇敢的醫生也並不是本來應該更加直言不諱的醫療工作者"。武漢醫療界存在著普遍的怕被官方責難的恐懼。醫院員工的感染被掩蓋,一線專家遭到排擠。官員們忙著欺騙公眾,並在明確知道疫情爆發的情況下組織"萬家宴"。

楊大力說,他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疫情最終影響的不僅僅是武漢,而是全球數十億人。通過他的研究,這位政治學者並不相信,中國複雜的治理體系將來會更好地處理另一場危險的疫情。

利用中朝芥蒂解決朝核問題?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美國該如何利用北韓對中國的戒心和金正恩的野心》,作者魯樂漢(John Delury,首爾延世大學中國研究教授)認為,華盛頓和平壤之間的不信任在拜登執政期間進一步加深,看上去不太可能取得突破。然而,在北韓有兩種未被充分認識的因素正在發揮作用,美國可能會從中找到籌碼。首先是中國。儘管表面上有共產主義的親緣關係,金正恩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骨子裡都是民族主義者,對彼此都很警惕。兩國之間深刻的相互不信任感是顯而易見的。許多中國人看不起鄰國北韓,認為它落後,並對其破壞穩定的行為感到惱火。許多北韓人憎恨中國的成功,抵制中國的影響;平壤可以允許更多的中國投資,但不想欠中國資本的債。而金正恩似乎樂於在中國敏感的政治事件發生前進行挑釁,從而最大限度地讓北京難堪,包括試驗聯合國制裁禁止的武器。

文章指出,金正恩在2011年成為最高領導人後等了六年才前往北京與習近平會面。當新冠疫情出現時,北韓是首批關閉與中國邊境的國家之一,在近三年的關閉期間,兩國關係出現了下滑。去年,金正恩選擇普丁而不是習近平作為他疫情後首次峰會會面的對象,跳過中國前往俄羅斯遠東地區。金正恩對中國的不信任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契機。魯樂漢還認為美國可以利用金正恩的經濟野心來重啟和平談判。

「普金會」上演 金正恩稱朝俄關係是「頭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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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左派"與台灣"左獨"

台灣聯經出版社《思想》雜誌發表文章《離散華裔左翼與中國民族主義情結》,作者劉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和丘琦欣(社會運動研究者)指出,一方面,西方學者想要從新左派身上,指認政治光譜下的中國"左派",對比著他們所認知已經被新自由主義入侵至體無完膚的西方;另一方面,無疑有一部分是出於新左派吸收並運用了西方批判理論,強調"中國模式"與西方發展脈絡區隔的重要性。自習近平上任後,毛派中的反西方國族意識形態漸成為主流,所謂新左派要跟著重經濟發展的自由派對抗的說法,也不再適用。新左派的領導人物汪暉,遠遠不是反對國家政策的異議知識分子,他論述中的國家主義變得相對顯著,成為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擁護者。不但被稱為"國師",也不忌諱地為"中國模式"的"一帶一路"經濟擴張政策辯護,主張此項政策有反資本主義的潛力。在台灣、香港、西藏以及新疆的主權問題上,以汪暉為首的新左派,大量引述後殖民理論,指出這些地方性的認同感來自於前殖民者文化影響的遺緒,並非合理或正當的,因此堅決支持將台灣與香港並入中國的領土,也反對西藏及新疆的主權,認為需要依靠"後殖民"的思想將其文化與民族認同解構。

文章說,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讓新世代受到了"左獨"啟發,但這股能量卻是稍縱即逝。對於廣泛的台派而言,中國因素與中共武統的問題,仍是當下政治的首要考量,也因此可能會將左翼的關懷,包含勞權、人權,以及對於政府公權力的批判,放入次要的考慮。太陽花運動後"第三勢力"政黨的短暫崛起--一個渴望建立能夠制衡兩大黨的本土政權的政治范疇--也逐漸被搖擺不定、功利主義導向的政治操作模式所取代。在中國侵略台灣意圖越加明顯,以及灰色地帶戰爭越加頻繁的現況下,要維持"左"與"獨"兩者的兼容更為困難。在一個離散華裔、香港人、西藏人,新疆人以及台灣人都受到政治壓迫的時代,"左獨"的政治和離散左翼的交集,即在於提供這些運動批判漢人文化霸權的思想資源,擴張世界左翼對於"華人左翼"的理解,以超越單一絕對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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