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自由時報》發表文章《中國勒不住奔騰金馬--你越自由獨立 他越氣急敗壞》，作者藍祖蔚說，金馬獎越崇高，金雞獎就越卑微，因為沒有創作與評審自由的中國就算錢再多，也辦不出具有公信力的電影獎。

文章說，金馬的藝術高度與豁達大度，遠遠超越金雞，這一點，中國人比台灣人更清楚。金馬獎對中國獨立製片越是肯定，中國就越心虛越緊繃，封殺金馬其實是遲早的事，粗暴不需要藉口，霸凌更不需要理由，中國的作為就是明明白白昭告世人：自由不是中國人的天賦人權，國家要套利就賞你，國家要奪利就變臉。偏偏，自由不是政治可以扼殺的人性嚮往。

作者認為，沒有中國電影之前，金馬獎與台灣民眾的互動極強，後來就算中國影人抱走了一堆獎，觀眾對中國電影依舊冷漠無感。以後，管他來不來，台灣人只要好好拍電影，繼續自由，繼續多元，也繼續在頒獎台上講自己想講的話，莫忘初衷，莫失本色，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香港新一代對北京政權毫無幻想

台灣《上報》發表文章《"反送中"也是香港自身的新陳代謝》，作者盧斯達說，每一場戰爭其實都是內戰。正如英國要抵抗希特拉的侵略，先要對抗張伯倫；岳飛不是死於金兵手上，而是死於後方傳來的12道金牌。香港的反送中抗爭，既要對抗中共和香港軍警，也要對抗後方不斷希望緩和事態的偽溫和派。戰爭是外戰，也是內戰，是自身的新陳代謝。

文章認為，共謀制與"一國兩制"一樣，對今日的中國早已完成歷史使命。在一個已經大不一樣的時代，舊精英仍然在發著只要自我克制，就能被收編的夢；而形勢艱苦的新一代已經對這一種香港一直以來的共識，毫無幻想。他們繼續游擊，除了要繼續向中共施壓，大概也是用行動帶領香港超越過去，香港的過去與現在，是一本內部人民群起勾結當權者，而令自己原子化、喪失主體的解體史。這裡的年輕人、業餘者、普通人，已經受夠了這個結構。

作者說，雖然這個與殖民者的共謀體制，是香港社會的底層，是其文化的根本，老樹盤根，歷史比起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要老，他們也對社會有巨大的殘余影響。但香港的普遍意志，已經打響了第一槍。在悲觀中，很多人還是積極的行動著，沒有認命。

港府對抗議的應對是當代政治最為醜陋的例子之一

台灣《新新聞》發表文章《林鄭無力挽回的一局》，作者張秀賢認為，結構式民怨積累，在送中修法爆發出來，令林鄭政府失去信任，還讓這個決策權高度集中、參與度低的政府頻臨崩潰。這一局，不單林鄭無力挽回，北京介入也可能無力回天。

文章說，不少民主國家也會出現大型社會運動，可是他們有民主選舉與監督機制，可以自我修復，政黨可以輪替，令社會回歸正軌，所以投資環境也不會因為局勢而變得過度惡劣。但香港政府這次的反應，等同跟全世界說："我們就是無能，我們就是錯判形勢。"如今不少外國媒體質疑，為何這樣一個嚴重政治錯判，至今沒有官員辭職負責，政府班子也沒有改組，到底香港政府的自覺和自我修正空間還有多大。這樣的政府和社會環境，企業、投資機構也不可能再有信心。

作者認為，民意至今仍未逆轉是事實，但大家也需要小心"同溫層陷阱"，不斷升級可能反而令市民出現疲勞和厭倦心態，對大局未必有幫助。相比運動成敗，年輕世代的安危、香港的未來才是至關重要。而港府至今仍然沒回應、反應，實在是當代政治最為醜陋的例子之一。

因為仇恨，中國人更加團結？

香港媒體《Matters》發表文章《高牆下，暗戀對象轉發了"我是14億護旗手之一"》，作者祝東風說，在大陸，我們瞭解到的關於香港的新聞是：香港黑衣人街頭暴亂，毆打警察，毆打市民，黑衣人毆打老人，香港市民自發重新升起國旗之類的新聞，國內的輿論給我們營造了香港有一群"廢青"惡意發動暴亂，擾亂治安，傷害他人的景象，直接將香港遊行行為打上"邪惡"的標籤，大陸民眾認為因為這是一件邪惡的事情，作為正義的一方必須反對譴責他。

文章說，這堵高牆阻止人們獲得完整的訊息，抽取對自己有利的訊息傳播給牆內的民眾，積極支持鼓勵激進愛國言論，同時封禁提出疑問的話語，營造出國內一幅欣欣向榮的輿論場景。高層需要這種輿論氛圍，每個人都不需要思考，只需要看著自己做的新聞盡情發表道德譴責和愛國熱情，一方面愛國帶給我們真真切切的歸屬感和榮譽感，另一方面譴責敵人又會轉移我們在生活上的失意感，營造出充實的成就感。《狂熱分子》中有一句話：熾烈的的恨意可以給空虛的生活帶來意義和目的。因為仇恨，我們更加積極團結。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