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中共高規格地搞慶祝活動。香港《明報》發表文章《聖人黨國：禁止造反的馬克思主義 》，作者羅永生說，馬克思本論"國家消亡"，今天黨國論卻以發展馬克思之名安放在他頭上。馬克思本論"階級鬥爭"，但經過一場理論大手術之後，階級鬥爭變成對體制有異見者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本為一種"革命"理論，又已變質為一套永續政權的執政理論。

文章說，早一段時間，幾名北大"毛左青年"只是因為圍讀馬克思、毛澤東的書，並以此為據批判現狀，當局就大為緊張，加以拘押。可見，如果中共公然拋棄馬克思，名副其實地把共產黨改名，鼓吹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就立即會成為造反者的利器。說到底這是一個話語權的問題，要維持黨國權貴資本主義體制，首先就要保證它自身能按自己定義、按自己標準來製造出"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這也是一種"把反對者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手段。

奧威爾式社會信用體系

台灣《上報》發表文章《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多一份自由的保障》，作者吳介聲說，近期美國白宮以精簡傳神的名詞"Orwellian nonsense"即"奧威爾式胡扯"直斥中共對台灣長期的霸凌，此事件值得警惕的是，中共持續對國際企業組織施加如同"社會信用體系"的管控模式，挾其龐大的市場優勢、軍力威脅與科技發展，未來將會變本加厲。

文章說，長期關注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德國烏茲堡大學教授Björn Alpermann研究發現此系統在中國許多城市試行兩年，民眾覺得事不關己、欠缺反對意識。對照如今，此系統以及中共式政治正確已經威脅國際社會普世價值與自由貿易精神，台灣等多數相關國家與組織是否同樣冷漠以對、事不關己？

香港教育生態在扭曲

台灣《風傳媒》發表文章《當蘇格拉底遇上中國因素》，作者張秀賢說，香港歷史教科書的評審小組，要求把中國於九七年"收回香港"改成"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共一黨專政"也被視為不當概念……，種種事件讓大家擔心，教育再度成為政治鬥爭戰場。

文章說，北京政府固然對香港的教育政策方針有所"指示"，中國因素影響難以避免。可是在歷史書評審問題上，評審小組連一直被中方官員所用的"收回香港"一詞都形容為概念不當，令人質疑是否有人過分揣摩上意，而令歷史書面臨修改用詞的壓力。最終，中國因素再加上內部的拍馬屁、寧左勿右文化，扭曲香港整個教育生態。

"我也是"運動在中國意外成功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在中國說出"我也是"的代價》，作者李佳佳說，在中國，與性騷擾和性剝削進行鬥爭從來都可能帶來非常切實的危險。因為它意味著要進行組織，以及參加一直在打壓公民團體的中國政府不喜歡的其他活動。而且，它實際上是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擁有權力的人是否經常欺壓沒有權力的人--在這個腐敗橫行的國家，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

文章說，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幾十年裡，中國的學生似乎很安靜。隨著經濟的騰飛，這個國家的很多人，包括學生在內，都信奉一種新的利己主義：埋頭賺錢。更近一段時間，越來越多的學生接受了極端民族主義、支持專制的觀點，對公民自由和權力制衡漠不關心。但中國漸漸抬頭的"我也是"運動在不斷取得出人意料的結果：被指控強姦、後來到南京大學和上海師范大學任教的教授沉陽被開除了。學術界的其他一些人也因為類似的指控而丟掉了工作。這場運動能蔓延到校園之外嗎？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之下，這很難講。但這不會是學生第一次發起反抗。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