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高一米九四，走到哪裡都十分醒目。在北京的舊貨市場上，我一站下，至少馬上有上百人圍著我。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可惜大多是不能居住的荒漠和高山。人口全部擠在平原上和河谷中。居民住宅比慕尼黑南面施塔恩貝格湖別墅區的訓狗籠大不了多少。公共汽車象東京的地鐵一樣，塞得滿滿當當。

中文中的「私」字往往意味著自私自利，個人主義是西方概念。在這個中心之國，無論何時何地，只有團體才算數。我去採訪一個鄉村雜技學校時，校舍管理員、夜間值班人員和半數教師跟著我上公共廁所，這是一個用磚砌成的小房子，裡面有十個坑，之間沒有隔板。他們都想看看，「老外」是怎樣「辦公」的。那天早晨，本來我有些瀉肚，但是此時此刻，我反倒便秘了。我抱歉地苦笑著，離開了這個廁所。

我討厭逃避工作的人，恨懶漢，佩服中國人的勤奮。城市中建造高樓大廈的工地上，風鎬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震天響。農民不知疲倦地在土地上耕作。但最近在福建省的一個山村卻不是這樣，我一句話沒說，只要往那裡一站，就足以使農民放下手中活計。一眨眼之間，我與明星周刊的攝影師被數百名村民包圍以來。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我無法採訪，不是我們提問題，而是農民。他們一整天都跟著我們。

親愛的讀者，如果中國持續二十年的奇跡式經濟增長不斷下降的話，請您不要感到奇怪，這是我和其他外國人到處引起中國人亂哄哄瞎跑而造成的。好在對迫害記者從不手軟的中國秘密警察還沒有揭發我從事這種有害國家的活動。也許這些戴著深色眼鏡、穿著廉價鞋的先生們對我產生了懷疑，所以才深更半夜闖進我在長江邊一個漁村住宿的房間。

我在中國旅行的那一天十分典型：先擁擠在買船票的窗口，這您已知道。在船上，我盡力想安靜下來，用手提電腦寫一篇文章，但整整一個班的孩子用目光和問題把我像人質一樣扣押了三個小時之久。還有上廁所，不用再說了。在到達長滿蝨子的旅社後，老闆帶著老婆、兒子、女婿和兩個孫子一起陪我走進我的房間，他們想看我打開背包，那當然！但我想淋浴一下，自己一個人淋浴！

我的妻子絕望地打電話給我。她說，醫院裡，整個科室的人員都跑來看她接受醫生檢查。我安慰她說：「你沒有金發，就算走運了。」女記者克里斯廷告訴我，根本不相識的農民竟然向她索要一絡頭髮。我在河邊的一個熱氣騰騰達小吃攤吃晚飯時，村裡的青年七嘴八舌地問我，就像在審訊一樣：你是哪國人？你掙多少錢？有幾個孩子？開什麼樣的汽車？

在中國，好奇關係到生存。由於法律大多停留在紙上，就必須知道談話對象或鄰居的一切。個人關係決定了一切，作為記者，我常常從中獲益。在我詳盡地介紹了我的鞋號以後，中國人也樂於對我談他們的生活，有時也談談他們對江澤民主席、共產黨、北京的航天計劃和可能對台灣開戰的看法。

近午夜時，我睡著了。夜間兩點，兩名警察闖進我的房間，一個是矮個頭，另一個很胖。矮警察要我的護照，並要我解釋，到這個村子來做什麼。我只能嘆口氣說：「難道我不能一個人在這裡待一會嗎？」胖警察笑起來，說：「繼續睡你的覺吧！」國家安全局的偵探也有點幽默。他們完全知道：在中國，沒有人可以單獨呆著。一言一行總有人在看著，在聽著。

- 「明星周刊」駐北京記者舍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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