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逝世雖然已經33年了，但他的影響仍無所不在。對他的家人來說，尤為如此。畢加索的女兒帕羅馬回憶父親時說到：「每次他吃完早飯後，就會立即變成另外一個人。有時侯，甚至不等吃完，就一邊開始了創作。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帕羅馬深知，給畢加索這樣一位痴迷於創作的藝術大師做女兒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樣，作藝術大師的父親也不容易。畢加索十歲時，身為繪畫教師的父親布拉斯克就感覺到，教這個孩子學繪畫，他已經力不從心了。才華橫溢的畢加索輕而易舉地通過了高等藝術學校的入學考試，並很快就舉辦了個人作品展。三年後，首幅立體主義作品「阿維農姑娘」令畢加索一舉成名。

無論是藍色階段，粉色階段抑或是立體主義，畢加索都為20世紀藝術的發展樹立了里程碑。當他在自畫像上，違背視覺原理，多畫上去三分之一臉部截面時，對觀眾來說，無疑是一個挑戰。

這些畫總是給人一種毫無現實意義的感覺。畢加索總是賦予事物它們並不擁有的意義。而這也正是畢加索作品的可看之處，也因此而令人特別著迷。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這樣看待畢加索。畢加索生前，他多變的風格就曾引來非議和不解。但畢加索對此歷來是無暇顧及，他不分晝夜地工作著，他不是在尋找，而是在發現，並將這類新發現以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

對於政界，畢加索的作品從來是毫不留情面。1937年畢加索繪制的「格爾尼察」，反映了西班牙內戰中，德軍空襲對「格爾尼察」造成的巨大損失。這幅作品25年前才結束了在紐約的流亡生活，重返西班牙祖國。馬德里索菲亞博物館館長阿吉拉表示，這幅作品對西班牙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她說：「『格爾尼察』重返西班牙，象徵著西班牙社會已經恢復了正常。象徵著西班牙重新獲得了民主和自由。它也意味著畢加索重新加入了西班牙國際級大師的行列。」

畢加索曾明確表示，只要法西斯分子仍掌控西班牙政權，他的作品就不能送回家鄉。「格爾尼察」是畢加索最有影響的政治類作品。但決不是他在藝術創作中唯一一次涉及政治。直到1973年去世，畢加索曾常年在法國流亡。這一期間，身為共產黨員的畢加索繪制的史達林肖像卻毫無個人崇拜之嫌。1949年，畢加索創作的和平鴿至今仍常常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反戰示威集會上。

同其繪畫風格一樣，畢加索的私人生活也常常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他先後兩次結婚，情人有數十人之多。他身邊的女人往往得不到起碼的尊重，而只是他創作的道具。畢加索女兒帕羅馬說：「他把一切都同藝術聯繫起來，即便是在家裡也不例外，對他來說，畫家和丈夫的角色並沒有什麼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