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爭取獲得知識分子的好感，所以給予高校和研究所很好的待遇。大學的配備極好，北大、清華這些一流大學的校園裡，現代化的建築取代了破舊的宿舍樓和教學樓。過去停放自行車的地方，現在放著小汽車。與外國大學的合作除了帶來科學交流外，也帶來了金錢，使科學家能經常出國。國際會議上，中國學者是不可缺少的賓客。黨不再害怕與知識分子接觸，現在也聽取他們的建議。」

知識分子受到的優待和升遷的機遇促成許多旅居國外多年的中年科學家回歸故裡。「法蘭克福星期日匯報」接著介紹了這些知識分子中形成的「新左派」：

「中國的大學以金錢和科研自由吸引『海歸』，一些『海歸』以十分親政府的態度作為報答。與從未出國的同事相比，他們很少批評黨的領導。許多『新左派』的代表並非思想僵化的老馬克思

主義者，而是在國外生活過的中年科學家。這些『新左派』反對西方模式的民主，他們把西方民主等同於中國『西化』。他們主張在法制和社會方面改善社會主義制度，主張黨的領導人所宣傳的『和平崛起』應使中國成為一個走自己道路的富強國家。」

「法蘭克福星期日匯報」最後引用中國一些民主思想家的話對「新左派」的觀點提出置疑。他們認為，應以審視目光看待中國崛起：

「廣州的政治學家莊立偉說：『在人的發展方面，我們還遠遠落後於其它國家。』他認為，一旦經濟泡沫破裂，全國可能出現動蕩。這種大量浪費資源、嚴重惡化環境的崛起即使不會阻擋、但至少會干擾中國的發展。享有盛名的『中國新聞周刊』評論員、私立國泰公共事務研究所的仇峰斷言，『正因為我們有這麼多問題，現在已很少談起崛起』。他說，必須首先解決巨大的社會分化、城鄉的經濟差別和環境污染等問題。

「1989年民主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異議人士周鐸說：『沒有靈魂的崛起毫無意義』。今天，他是主張漸進民主化的溫和改革派人士。儘管如此，共產黨仍然禁止他寫作出版。周鐸說，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和有效的法制，否則崛起注定要失敗。」